青年評論家薛羽：
我對寫作和翻譯這個題目很感興趣，并分兩個部分考慮，一個作為閱讀翻譯，一個作為寫作翻譯。
因為我不是作家，也不是做嚴格意義上的文學作品翻譯，我更多喜歡接觸的是文學理論、文學批評的翻譯。因為我的出身是做現代文學研究，對現代文學史上很多，比如魯迅、巴金這些作者的閱讀經驗很感興趣。這個意義上，像魯迅，如果在一般文學史上討論，他是到五四時期創作《狂人日記》的，從魯迅成為小說家開始確立，或者說是中國第一部現代意義上小說的確立之前，很長時間魯迅一直作為翻譯者存在著。他在翻譯時候，通過日本文本翻譯雨果的《悲慘世界》，當時他翻譯叫做《哀塵》，然后翻譯了凡爾納的《越界旅行》，還翻譯了一大批作品，其中還包括《科學怪人》這個小說，他有這樣一系列的翻譯經歷。
我其實很感興趣，曾經看到北京魯迅博物館有收藏三大本魯迅藏書目錄在里面，詳細收集了他的閱讀經驗。如果把魯迅的翻譯作為一個是可以考察魯迅作為的標準，從不同文化資源集聚、經驗觀察視角來考慮，我覺得在這里的翻譯是作為一個閱讀存在的。
還有比如最近看到有一個，日本有學者編了叫做江戶川亂步的《偵探小說藏書目錄》，而且編得很厚，里面講到他對歐美偵探小說家熟悉程度非常之廣，因為我們知道日文名筆名就是從愛龍坡音譯的，變成日文之后，可見他對這些作家的喜歡。其實我覺得很有意思，也想了解當代青年作家的狀況，他們所憑借的資源是什么。今天在討論寫作者和翻譯關系的時候，我很感興趣的是，為什么會對另外一種文化感興趣，因為翻譯肯定是發生兩種不同的文化，或者不了解兩個事物之間，為什么會對不同的文化感興趣，為什么對別的文化進行翻譯，翻譯什么在這里成為了一個問題。雖然我們會議討論介紹里面講了文學翻譯的問題，但是我覺得更多的，比如對于法律翻譯、政治翻譯、歷史翻譯都可以涵蓋這個內容里面，就是有這么多可以借鑒的資源，現在寫作者可能是從海外借助文學傳統進行翻譯，也可能把古典的東西翻譯到自己的筆下。最近看到宣傳里面說安意如寫了一本關于黃仲則的書，黃仲則也是清代時候非常有名的作家，這個寫作也可以作為廣義上的翻譯來理解，就是處理古典和白話的關系，之前也有人提到方言和普通話之間的關系，也是涉及到翻譯和寫作的關系。
在日本現代文學當中，他們閱讀托爾斯泰文章，都是通過一個叫做米川正夫的俄文學研究者實現的。但是后面我看見東京大學有教授就開玩笑說，有些比如契訶夫的小說在日本文學當中最好出現的形式并不是用東京話來翻譯的，小森陽一就說，其實契訶夫有些小說用名古屋翻譯是最合適的，表現當中沒落貴族的心態用日本名古屋方言翻譯非常合適，在寫作當中怎么把翻譯引入進來作為自己的資源？之前因為有談到所謂的譯者忠實性的問題，很多人強調過，當然現在也需要有一個規范，但是我有時候很羨慕，比如晚清時候的翻譯，康有為曾經寫過一個對聯，一句話得罪了兩個人，就是"譯才并世數嚴林"，就是說林紓和嚴復的翻譯，但是兩個人都很不高興，因為林紓覺得他的翻譯重點不在于他的翻譯，因為他是不懂外文，別人講給他聽，他在翻譯當中覺得自己古文的功力在翻譯當中體現最強大；嚴復也不喜歡，不喜歡與林紓兩個人并立，我們知道嚴復翻譯《天演論》時候把自己對原著的理解放進來，就像日本中江兆民翻譯盧梭《社會契約論》的時候，是把儒家的思想加到了盧梭的《社會契約論》里，所以大家稱他為東洋的盧梭。在這個當中，晚清時候魯迅翻譯，早期翻譯小說是可以通過改寫，比如斯巴達克斯這個角色，完全是進行故事的改寫，也可以通過比如說中式的翻譯，也有其他的作家完全是借這個題目重新寫，創作自己的小說，拿來作為一個題目，那個時候譯者放松的狀態很有意思。現在作為外國文學的譯者來講，如果他們本身作為自己，就是翻譯和創作之間邊界很模糊的狀態，這可能會發生出一些很有意思的東西。
最后講到胡桑，也講到黃昱寧對翻譯理解的問題，其實黃昱寧還有一句話有意思的話，就是原作最終的命運是要在譯作當中實現的。從這里講，他其實是顛倒了譯作對原作重要性的狀態，譯作恰恰是通過他所進入的，所要的譯作的語境煥發了新生，作為最大的翻譯工程和現代中國革命來講，完全可以看作法國革命或者美國革命在中國的翻譯。但是到了中國以后，它和比如像馬克思主義，農村包圍城市，中國實際結合起來以后，就會看到很多，像馬克思、列寧他們的一些革命的預設，被翻譯成中國革命的語言之后就激發出更多的想像力的空間，而且從而可能形成，同時變成像第三世界輸出的革命，同時變成新的普遍性的東西在這里生產出來，所謂的譯作和原作關系，可能也是在這個意義上得到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