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9月18日15:25 來源：未知 作者：李平 點擊: 次
我既不是王元化先生的嫡傳學生，也不是私塾弟子，只是一個出于崇敬與熱愛而向他學習的人。記得一開始接觸元化先生著作的時候，有一種強烈的感覺，那就是元化先生的文章不僅富有真知灼見，而且具有孟子所講的浩然之氣，莊嚴的語式加上邏輯思辨，推動著你不斷往前走。正是這種興趣和愛好促使我長期以來關注王元化先生，并申請到一個國家項目來研究王元化先生的文藝思想。
王元化先生有一部名著叫《思辨錄》，實際上《思辨錄》并不像有些不了解情況的人所想象的，是一部單獨撰寫的原創性著作。它最初是叫《思辨短簡》，后來的兩個版本分別叫做《思辨發微》和《思辨隨筆》，最后的定本才叫《思辨錄》，實際上這是一個過程。這是一本怎樣的書呢？不是專著，也不是論文集，而是由王元化先生對自己歷年所寫的文章做出語要摘錄，然后分門別類加以編排的。這是將特別有意義的東西編成一本書，故可以被視為王元化學術思想的精華。而且這本書越編越厚，到200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時候已經是五百多頁的一本書了。1998年，王元化先生的這本書當時還叫《思辨隨筆》，得的是上海文學藝術獎之“杰出貢獻獎”；而2006年，王元化主要憑藉《思辨錄》獲得了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獎之“學術貢獻獎”。因此也就是說，他的這本書既是一個學術著作，同時也是與文學藝術有關的，王元化先生實際上是將兩者完全結合在一起的。
如果稍稍梳理一下就可以知道，元化先生早年的時候的確寫過小說，寫過雜文、評論等等。后來，他在平反以后于1983年6月擔任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1985年的5月卸任，也就是說兩年不到一點。但是在這個前前后后，他對文藝工作，對文學藝術表現出一種極大的熱情，不僅撰寫了一系列關于文藝方面的評論文章，同時從他個人來說，他身體力行，對文藝實踐也是非常感興趣的。
就像我剛才對采訪的記者所說的，元化先生不僅是個深刻的人，而且是個生動的人。他的生活多姿多彩，完全不是像我們有些人所理解的老學究，整天坐在那里，眼睛瞎了，背也駝了，王元化先生并不是這樣一個人。他是一個嚴謹的人，同時又是一個很快樂的人。華東師大的錢谷融先生曾經講過，元化先生的眼睛有點像尼采，也有點像茨威格。因為元化先生戴著金絲邊眼鏡，目光炯炯有神。他跟人家講話的時候，或者發言的時候，總是有一種特別有光芒的感覺。這是從他眼睛或者外部來講的。在我個人看來，元化先生有點像德國的文學家歌德，他們兩人在氣質上有一些接近的地方。因為歌德除了是個偉大的文學家，同時也是對生活很有熱情的人。據艾克曼回憶說，歌德在死的時候依然像一個活人一樣。躺在棺木里面，臉上還是放著光。我覺得元化先生呢，他也有這樣的特點。有學者認為，元化先生身上有一種西方人稱為“Personal Concern”的情懷，我深以為然。
如果從文藝上來說，王元化先生的思想資源有這樣一些方面值得我們關注。一個就是中國古典文論，他的《文心雕龍創作論》，對此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他采用“釋義”和“附錄”分開的形式和比較研究的新方法，其“旨趣主要是通過《文心雕龍》這部古代文論去解釋文學的一般規律”。《文心雕龍創作論》與錢鍾書的著作《談藝錄》、《管錐編》等一起獲得了我國首屆比較文學圖書獎之“榮譽獎”。還有一塊，也是他經常提到的，主要是19世紀的俄羅斯文學，當然也包括法國的羅曼·羅蘭這樣一些作家的作品對他的影響。他曾經說過“我是19世紀之子”。受妻子張可的影響，元化先生也非常喜愛英國的莎士比亞。今天很多讀者以為，已經到了現代或后現代，19世紀的文學和莎翁好像可以少談或免談了。但元化先生認為，莎士比亞的作品最真實而生動地體現了一種人性的東西，人情的東西，而不是教條的、虛假的東西。《思辨錄》經常引用莎士比亞、契訶夫、列夫·托爾斯泰甚至屠格涅夫作品的句子，時有新意，而不是我們以前傳統中講過的東西。他往往有自己的一些看法，因此讀者看后會發出一種會心的微笑。翻譯過契訶夫、果戈理和別林斯基等俄國作家作品的著名翻譯家滿濤是元化妻子張可的哥哥。元化先生的日記里面講到，滿濤先生1978年去世的時候，元化緊握著他的手，悲痛之至。
另外一個方面我也關注到，元化先生在宣傳部長任上，或卸任以后，對于當代的文化建設是非常關心的。比如說我注意到他在1987年的時候，實際上這時他已經不當宣傳部長了，可是他發表了《文化發展八議》，當然這些想法一定是他在當宣傳部長的時候已經思考過的。比如對我們當下的文化制度的問題，藝術規律的問題，流行文化的問題等等，他都提出了自己中肯的見解，不少東西今天看來都是很有意義的。
這里有一件事情也可以介紹一下，在上海電影制片廠成立30周年的座談會上，元化先生做了一個發言，他說“不要讓娛樂片（電影）沖垮了質量高的藝術片。”他引用歌德的話說：“我們要引起公眾所愿意的感情，而不是使他們感覺到他們所應有的感情。不能對公眾有一種虛偽的服從，也不能像商販從小孩子那騙錢。”元化先生這個意思，就是針對我們當代文化中的電影特別注重拍一些通俗的、流行的、媚眾的東西而言的。元化先生認為不能讓這種東西壓倒真正意義上的有質量的藝術片。他這個觀點是直言不諱地說的。后來當時在座的文化部的電影局長，回到北京以后公開發文對元化先生的觀點進行批評，他的意思說在現在的場合我們要鼓勵大眾文化，你不能這樣講。后來王元化先生也發表了自己不同的意見。這說明王元化先生始終寄希望于經典文化的存在，但他沒有要排斥大眾文化的意思。這里我認為他引用歌德的話是很有道理的，“引起公眾愿意的感情，而不是使他們感到應有的感情，不能對公眾有一種虛偽的服從”，就是說高雅文化和大眾文化，經典文化和流行文化，當然是可以并行存在的。但兩者不是完全分開的，高雅文化和經典文化有引領大眾文化和流行文化的作用，一定是這樣的。如果說任憑大眾，隨便你們怎么樣，那么藝術是不會有質量的。很多東西必須要從外部灌輸進去的，這個觀點是沒有錯的。元化先生有的時候也表明過對于一些流行的東西的擔憂，認為這些到底算不算真正的藝術，都是可以探討的。
2002年的時候，王元化引用林毓生先生翻譯的美國思想家史華茲的話“這個世界不再令人著迷”來表達自己的心情。這里的“著迷”或者“沉迷”啊，在原來的英文中是“superstition”一詞。史華茲的意思就是，今天我們都生活在一個物質主義、商業主導、追求享受的社會里面。以前那種靈魂的東西、精神的東西，甚至于神的東西，都已經沒有了。林毓生先生翻譯得比較通俗，元化先生則用這句話來針貶我們當代社會的文化弊端。在王元化先生看來，現在有很多人，特別是青年人完全沉迷于物質主義，耽迷于非常膚淺的流行文化之中。他認為這樣的世界不再讓人著迷。元化先生認為，一個人比較完整的生活，當然需要物質，同時一定要有精神，也就是情志的東西。沒有這個東西人就像行尸走肉，就是為了享受，就是為了物質，那人活著也就沒有什么意思了。他甚至說過，自己是一個“唯精神主義者”。
還有一件事我覺得也非常值得講，也很有意思。在上世紀80年代的一次文藝座談會上，王元化先生指出：說謊不能成為文學。這時有位作家理直氣壯地說，他寫的小說就是在編造謊言，文學離不開幻想。元化先生感嘆道，與這樣缺乏常識的人對話，是難以為繼的。因為“生活真實”是生活本來的面目，是怎么樣就怎么樣；而元化先生這里講的是文學缺乏“藝術真實”,藝術真實當然是包含了想象和幻想的。所以這不是在同一個層面談問題。元化先生講這個話的時候，他的意思就是說，即使是作家，也應該有一些文學藝術的基本常識，否則的話很多討論就難以開展下去。
王元化先生在文學藝術上還有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倡導“綜合研究法”。這是元化先生在上世紀80年代初提出來的，就是做學問要打通學科界限，要上下左右、內外中西結合起來研究。比如搞現當代文學的，只知道魯迅，別的什么都不知道；研究周作人的，別的什么都不知道；研究莎士比亞的，只知道莎士比亞。元化先生說這樣是不行的。他以西方《莎士比亞辭典》為典型案例，呼吁我們應當首先在魯迅研究領域實施這種研究方法，而且他本人就帶頭嘗試。比如《文心雕龍》的研究是他早年在鐵道學院上課時候所培養的興趣，后來他就把這個課題做下去了。在做的過程中他覺得單純研究中國古代文論是很不夠的，應該把它和西方的相關文論結合起來，為此他還花很大的功夫翻譯了西方關于文學風格的理論著述。王元化先生是很嚴謹的人，他不是說西方的東西就一定能很圓融地解釋中國文論，他把西方有關論述附在后面，讓人們去參照。這樣一種著作的形式，獲得了很多專家的贊許。盡管這部書得的是比較文學獎，但是元化先生自己并不認可這種說法。我個人理解，這實際上就是所謂的綜合研究法，就是一個率先垂范的榜樣。我還覺得，王元化提出的綜合研究法與我國20世紀后半期興起的“文化研究”熱也有一種內在的聯系。所謂“文化研究”和只把文學作為研究對象不一樣，是把整個社會、整個文化現象都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其關鍵也在打通視野。因此，綜合研究法是當代文藝研究上非常重要的問題。然而，有意思的是，王元化并不贊成用中國戲曲的形式來表演莎士比亞戲劇，這是另一個需要專門探討的題目。
元化先生多次提到一個比較敏感的問題，那就是如何看待所謂的“革命樣板戲”。文革時期沒有別的文藝作品，主要就是八個樣板戲，江青起了主導作用。元化先生的情形頗為特別：他很喜歡京劇，可是卻非常反感樣板戲。王元化認為，樣板戲在今天不應該再唱再演，這個問題不容置疑。因為對于王元化先生這樣一批經歷過反右、胡風運動和文革折磨的人，樣板戲已經成為一種符號。不管樣板戲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合理成分，只要一聽到這熟悉的旋律，就會令人毛骨悚然。一旦流行開來，其中的斗爭哲學和非人性的東西就會泛濫。今天中小學音樂教材里就有樣板戲的段落，假如元化先生活到今天，相信他一定是反對的。因為這些兒童少年沒有經歷過文革的苦難，不知道樣板戲的來龍去脈，可能覺得旋律比較簡易好學，跟京劇也有一些關系，于是就跟著唱，這是有害的。現在有學者提出，“革命樣板戲”作為一種文化和藝術現象，只有進入大學生的課堂才是比較合適的，因為他們能對此做出較為理性的判斷。
2011年，上海的高考語文卷作文題目是：“猶太大衛王在戒指上刻有一句銘文‘一切都會過去’，契訶夫小說中的一個人物在戒指上也刻有一句銘文‘一切都不會過去。’這兩句寓有深意的銘文，引起了你怎樣的思考？”考卷上并沒有指明這段話出自哪里，但我一看就知道出自王元化的《思辨錄》。語文教學專家認為，這個題目“大氣，有辯證思考，具有哲學元素，可以考出考生的人文關懷。”《思辨錄》的內容已經成為上海語文的高考題目，可見影響之巨大。
元化先生不單研究文藝，而且身體力行。他的《思辨錄》中有不少關于京劇的意見，而他自己也喜歡唱京劇。跟他有過較多接觸的文化學者翁思再先生說，元化先生生前時常約請三五好友聚在一起吟唱，有時還一起吃飯，然后接著唱，元化先生也經常哼唱一些自己喜愛的名段。這里還有一個故事，元化先生有一個好友叫林其錟。林其錟也是研究《文心雕龍》的，但是對京劇好像沒有興趣。王元化不客氣地說：“你研究中國古代文論，對京劇一點都不了解，你研究什么？”林先生覺得很不好意思，后來跟著元化先生一起學習、吟唱，并感到非常愉快。
2004年，中國美術學院為元化先生舉辦了一個清園書屋筆札展。雖然他從未自詡書法家，可是看一看王元化學館墻上掛著的元化先生書法，你就不得不說他的書法很有造詣。主持展覽的中國美術學院院長許江先生說：“筆札的意義首在為文與書寫的敬正”。我覺得，“敬正”二字非常恰當地表現了王元化的為人以及他的書法之美。同時，中國美術學院為元化先生出版了《清園書屋筆札》一書，將展覽的作品集中在一起。今天我帶來了《清園書屋書札》，可供大家一閱。其中有一副流傳很廣的對聯“嘔血心事無成敗，拔地蒼松有遠聲。”這是元化先生1998年為江陵古跡萬壽寶塔護壁碑廊手書的兩句話。不僅筆力雄健、大氣，也是元化先生自己心跡的一種寫照，境界非常高遠。然而，展覽會結束不久，元化先生在《與友人談筆札展》中寫道：“我同意友人為我辦這個展覽會，是由于我覺得目前的空氣太沉寂了，我想盡自己一點微薄之力，為布滿枯藤敗草的沙漠提供幾滴清水，使人感到活在這世界上還不太寂寞……但是我失敗了。”這是為什么呢？原來有不少參觀者在元化先生準備的留言簿上寫了“某某某及女友到此一游”，或者畫上一顆心，男女兩人一起簽名等等，這讓元化先生哭笑不得。
據很多出版家回憶，元化先生對自己著作的版式方面要求很高。他一而再再而三的修改、校對，常常退回去，認為編排、格式不對，或者行間距不符合他的要求。但遺憾的是，在我個人看來元化先生著作印行得還是不夠理想，至少在版式上不夠理想。我覺得他的這種精神在今天是很少見的，表面上看是他很重形式，實際上體現了做學問的嚴謹和敬正。最近我看到一些報紙上的文章或者出版的書籍，錯誤百出，編輯好像文章都沒校好就印出來了。難怪元化先生有時會發火。我個人在研讀元化先生著作的時候，也發現在排版和印刷上有不少遺憾。
還有一件事也能體現他為人的“敬正”。我的本科同學錢鋼曾是王元化先生的學術助手，2003年的時候因為肝癌去世。錢鋼的經濟比較拮據，元化先生拿出自己的稿費一萬元托人轉交給錢鋼的愛人。并說要讓錢鋼有尊嚴地離去。錢鋼比王元化小很多，但人要走得有“尊嚴”，這也就是一種“敬正”意識。這是貫穿于王元化先生整個一生的，做學問、為人，都是這樣。
最后我想再講幾句。王元化先生生前講過：成立王元化學館，千萬不要對他進行吹捧，或者只研究他一個人。他從來沒有這個意思。他還著文講過，復旦大學張汝倫先生曾經指出他讀書并不多。王元化說“他說對了。”王元化公開承認他說對了。但是，王元化先生經常引用老師熊十力先生的一句話，即讀書要“沉潛往復，從容含玩”，從反復的細讀中發現真正值得我們思考的有價值的東西，而不是囫圇吞棗似的讀很多，實際上沒用。他也勇于承認自己的知識面跟有些人比起來不是特別廣，并不是什么都知道。
與此有聯系的是，王元化先生做學問不掠他人之美。比如說王元化先生當年參加復旦大學博士生朱學勤的學位論文《道德理想國的覆滅》的答辯，在審讀這篇博士論文的時候，王元化先生發現其中引用了很多自己所不熟悉的東西，他直接跟人說對自己很有啟發。后來王元化先生專門寫了關于盧梭《社會契約論》的思考，影響很大。他承認受了朱學勤當時論文中提到的一些問題的啟發，然后他就深入下去。
還有一件事情我覺得也是很有意思的。那就是華東師大許紀霖先生編一本《杜亞泉文存》，請王元化先生寫一個序言。王元化先生之前對杜亞泉并不很熟悉，他認真看了杜亞泉（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是最早把西方的科學技術以科普的形式傳播到中國的人之一；也是在中西文化關系論戰當中敢于發表不同于陳獨秀觀點的人。他認為應該中西兼容而不是全盤西化。對于他，很多人從前是不太知道的。）寫的一些文章及相關文獻以后，打電話給許紀霖說：“小許，那個杜亞泉不得了啊！我們今天正在思考的問題，他那個時候都想到了！”后來就從這個問題深入下去，王元化先生寫出了引起很大震動的《杜亞泉與東西文化論戰》。通過寫序言他對五四又有新的認識，包括他后來提出五四存在的一些問題，比如激進主義、庸俗進化論、意圖倫理……，這些實際上都是通過這個過程得到的結論。王元化給我的感覺就是，盡管他說自己是楚人，性格比較峻急。跟他接觸過的人說，他急起來是很急的。但元化先生是一個很正直的人，不掠他人之美，他都會坦誠地講出來。他往往從某個方面得到一種啟迪，然后就去深入思考這個問題，他的水平就在于能夠融會貫通，有大手筆。中國古典的，西方古典的，還有當代的文化，他都能夠融會貫通做成富有新意的學問。林毓生先生不久前再次到訪王元化學館，并題詞：“元化先生一生奮斗建立在理性所蘊含的自由與責任上，希望學館能夠在這精神的指導下繼續前進。”這的確說得很到位，也是一種誠摯的期盼。
王元化先生熱愛藝術、研究文藝。他的行為舉止也很有品位很有氣質。照片中的他始終微笑著，目光炯炯，頭發梳得很講究。在外面開會演講，他總是精神矍鑠、言辭懇切。王元化懂得藝術規律，意見切中時弊，觀點深入獨到，《思辨錄》就是一部展現其文藝思想的大書。因此，文藝界開會，元化先生往那里一坐，大家都是買賬的。我們非常需要元化先生這樣懂行的學者和領導干部。這樣的人越多，我們的文藝事業就會越蓬勃健康地向前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