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12日10:57 來源：中國知識產權報點擊: 次
編者按
文學的繁榮離不開作家的創作，但目前，作家遭遇著作權侵權的現象并不少見。由于涉及的案情復雜、維權成本過高、舉證難等多種因素，面對侵權行為，作家維權艱難。本文作者結合其多年的工作經驗，對作家維權遇到的常見問題進行了梳理，并給予相應的建議，以期對作家維權有所裨益。
近年來，作家維權的訴訟案件不斷涌現，以北京為例，除了作品著作權被侵犯引發的糾紛之外，也包括作家在委托創作合同、出版合同過程中產生的合同糾紛。糾紛涉及的作品類型多種多樣，包括小說、詩歌、劇本、書信等。如何拿起法律武器有效地維護自身權益，這是作家維權需要補上的重要一課。
作家維權面臨三大難題
作家維權面臨的常見法律問題主要有權屬的認定、侵權的認定，以及法律責任的承擔問題。
第一，權屬的認定問題。維權的前提是有權，如何界定著作權的權利歸屬，是著作權侵權案件中的首要問題。根據我國著作權法第十一條的規定，著作權法有關著作權歸屬的認定適用“署名推定”原則，即誰在作品上署名，誰是作者，誰享有著作權。同時規定了例外條款，在有相反證據證明另有作者或者另有著作權人的情況下，上述推定被推翻。此外，根據《關于審理著作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著作權法司法解釋》）的有關規定，可以作為“推定”著作權歸屬的證據，不僅包括合法出版物和底稿、原件，著作權登記機構出具的證書、認證機構出具的證明、取得權利的合同中有關的署名及著作權歸屬的記載、約定，均可以在司法程序中作為認定著作權歸屬的初步證據。否認的一方若對上述證據中署名、記載、約定的著作權人提出質疑，需就此提交相反證據。
在“署名推定”原則的基礎上，司法實踐中還涉及對于署名的認定問題。按照行業慣例，作家不一定在作品上署真名，而采取署筆名、別名，或者網名等方式表明作者身份。司法實踐中一旦出現作品上的署名與作者真名不一致的情況時，則需要維權的作者提交證據證明二者具有同一關系。
此外，“署名推定”原則的例外情形是約定著作權歸屬。該情形是指，雖然在作品上署的是作家的名字，但根據作家與他人的約定，該作品的著作權歸該他人所有。特別指出，作家以作者的身份與他人約定著作權歸屬時，需要就著作權的權項作出明確約定，否則將在訴訟中出現因約定不明而影響作家主張權利的問題。
“署名推定”原則的其他例外情形是法律的特別規定，其中與作家有關的內容包括：著作權法第十五條，即“電影作品和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的著作權由制片者享有，但編劇、導演、攝影、作詞、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權，并有權按照與制片者簽訂的合同獲得報酬。”根據《著作權法司法解釋》第十四條，“當事人合意以特定人物經歷為題材完成的自傳體作品，當事人對著作權權屬有約定的，依其約定；沒有約定的，著作權歸該特定人物享有，執筆人或整理人對作品完成付出勞動的，著作權人可以向其支付適當的報酬。”
第二，侵權的認定問題。文字作品的侵權認定，采取的是“接觸+實質性相似”原則。因此，如何認定被訴侵權人接觸過維權作品，以及如何認定被訴侵權作品與維權作品構成實質性相似，均是司法實踐中面對的難題。
首先是接觸的認定。若有直接證據證明維權作家曾將作品交付給被訴侵權人，接觸的事實是比較容易確定的；反之，則需先判斷維權作品是否曾經發表。如果維權作品曾經發表，則該作品可以被視為被訴侵權人接觸過該發表作品。但如果維權作品尚未發表，或者沒有證據證明維權作品已經發表，則需要根據案件的具體事實判斷被訴侵權人是否接觸過維權作品。
此外，在下列情形下，也可以推定被訴侵權人接觸了維權作家的作品：被訴侵權作品與維權作品明顯近似，足可合理排除被訴侵權人獨立創造的可能性；被訴侵權作品中包含有與維權作品中相同的錯誤，而這些錯誤對作品毫無幫助；被訴侵權作品中包含著與維權作品中相同的特點、相同的風格或者相同的技巧，而這些相同之處很難用偶然的巧合來解釋。
其次是實質性相似的認定。侵權著作權的實質性相似，應當是作品在表達上的實質性相似，而非思想上的相似。對于篇幅不大的文字作品而言，實質性相似的認定比較容易，只要對比二者的文字部分即可。而對于篇幅較長的小說、劇本等作品，在實質性相似的判斷方面則存在較大的困惑。一方面從文字的對比而言，對比數量大，維權作家不僅需要提供各自的作品本身，還有就二者文字上的相同或相似提供對比表，既是明確主張，也是向司法機關陳述事實。另一方面，認定維權作家所列舉的相同或相似部分是屬于表達的范疇還是屬于思想的范疇，也存在較大困難。
第三，法律責任的承擔問題。著作權法中有關侵權的法律責任規定在第五章第四十七條和第四十八條，具體的責任方式包括停止侵害、消除影響、賠禮道歉、賠償損失。上述法條并未明確哪種侵權行為對應哪種責任方式。目前的司法實踐中，對于停止侵害、賠禮道歉的適用存在不同的觀點。
關于停止侵害的責任，一種觀點認為，只要侵權構成則需承擔停止侵害的法律責任；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在特定情況下，比如停止侵害導致明顯不公平的后果、更大的經濟損失、公共利益等遭受損害時，也可加大賠償額度，折抵停止侵害的法律責任。筆者認為，若構成侵權，應當以判令侵權人承擔停止侵害責任為原則，以不判令侵權人承擔停止侵害責任的例外，且這種例外情形應僅限于公共利益受到損害。至于侵權人因承擔停止侵害責任而可能遭受到更大損失，不是其不承擔停止侵害責任的例外事由。
對于賠禮道歉的責任，司法實踐中通常的做法是，在僅侵犯著作人身權時，不判令侵權人承擔賠禮道歉的責任。但也有一種觀點認為，既然著作權法規定的侵權責任方式中包括賠禮道歉，且并未指明具體的侵權行為，那么對于僅侵犯著作人身權的侵權行為，也可以適用賠禮道歉的責任方式。筆者認為，賠禮道歉的責任方式應以著作人身權遭受侵害為前提，但當維權者所主張的著作權權項僅涉及著作財產權，而被訴的侵權行為本身若隱含著與人身權相關的內容，則也可以適用賠禮道歉的責任方式。
對于賠償損失，需要指出，如果侵權行為不可能對維權作者的經濟利益造成損害，則該作者無權提出索賠請求權。具體情形包括，維權作者已將作品的專有出版權授予某出版社，并約定一次性付酬。此時，因在專有出版權期間，該作者不能再就出版行為獲得其他經濟利益，即便存在侵權出版行為，其也不會就此遭受經濟損失，故該作者無權就專有出版權期限內的侵權出版行為提出索賠主張，但不影響其要求侵權人承擔停止侵害、支付合理訴訟支出的責任。
簽約不當引發合同糾紛
除了侵權糾紛，合同糾紛也是作家維權中版權常見的問題，而合同糾紛又主要是由于簽約和履約不當引起的。
司法實踐中，維權者主張的權利與合同約定的權利不一致的情況很常見。維權者作為非法律專業人士，在簽約過程中，常出現疏于審查具體條款的問題，而這種疏忽往往會導致約定的授權范圍與洽商時商定的授權范圍不一致的情況，特別是在授權的地域范圍上面，一旦審查不慎，將導致無法彌補的損失。
司法機關的司法行為是被動的，對于事實的查明也是有限的，只能根據雙方提交的證據盡可能將案件事實回復到客觀真實的程度。這種查明和回復一定程度上有賴于法官的生活經驗和邏輯推理，但這些均需建立在案件證據的基礎上。因此，對于維權作者而言，履約過程中的問題主要體現在證據方面。很多維權者均因為提交的證據不足以證明其所主張的事實而敗訴。
多措并舉保護作家權利
筆者認為，作家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進行維權：
一是及時行使權利。我國法律明確規定了提起訴訟的時效期：自知道或應當知道權利受到侵犯之日起兩年。因此，不論是侵權糾紛還是合同糾紛，在與對方進行和解、協商的同時，需要注意訴訟時效，若協商時間較長，應留存能夠證明曾向對方提出主張的證據，以此中斷訴訟時效。
二是依法署名宣誓權屬。根據“署名推定”原則，作者在公開發表或向特定人交付作品時，一定要署名宣誓該作品的著作權歸屬。對于習慣使用筆名、藝名、別名的作者，則需要在加入協會或參加公開活動時，注意將真名與筆名、藝名、別名同時登記或使用，以便于在訴訟中舉證證明二者的同一性。
三是審慎簽約留存證據。在委托創作合同的簽訂過程中，對于對方審查確認的方式、時間等應作出明確約定，同時需要就限定期限內對方不作確認的后果做出約定，防止因此而導致無法正常推進創作工作，進而導致無法如約按期完成創作任務的不利后果。在簽訂授權合同時，則需對合同條款認真進行審查，防止出現約定的授權內容與商定的內容不一致的情形。同時，對于履約過程中各個階段的履行行為，均應注意形成及留存相關證據，以免因證據不足而敗訴。
四是借助協會力量。司法雖然是維權的最后一道屏障，但作家維權仍然不能忽視協會的力量。協會不僅能夠在司法之前對糾紛進行調處、調解，而且對訴訟過程中的和解工作也能起到協助的作用。此外協會還能夠幫助作者留存、提供一些證據。（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謝甄珂）
（文章來源：中國知識產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