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04月12日13:41 來源：文學報 作者：呂永林信世杰 點擊: 次
常聽一些年輕朋友說，這是一個大家都忙著“刷存在感”的時代。也不知他們說的“存在感”到底涵納了哪些人生況味，其中是否包括尼采所言“給生成打上存在的烙印”之義。但無論如何，熱衷往往意味著缺失，如果這真是一個大家都忙著“刷存在感”的時代，那么很有可能，這也是一個大家普遍缺乏“存在感”的時代。 真希望這只是一種隨便說說，而非遼闊且堅硬的“事實”。可是轉念細思，今天又確實有太多人對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存在價值產生懷疑，大家無比“現實”和“真實”地活著，同時感到蝕骨銷魂般的“虛假”和“虛無”。于是，越來越多的人試圖在自我與他人、社會乃至全世界之間重建一種真正的、有意義的關聯，以期獲得人生中新的“真實性”和“現實感”。 在文學場域，非虛構寫作的興起，以及更廣闊意義上的紀實寫作的復興（非簡單復活，乃繼往開來），也或多或少指向了對那些“真實的虛假生活”（包括人們相應的閱讀和寫作行動在內）的不滿和反抗。 一 現如今是個“消息過度”的時代，人們在受到海量消息碾壓的同時，又對種種消息乃至新聞的信度產生極大懷疑，更糟糕的事情在于，每每當這懷疑尚未有結果之時，蜂擁而至的新消息和新“熱點”便已將“過去”無情淹沒，眾人也因此被無情地裹挾而去。例如，“上海女孩跟男友回農村過年”一事在今年春節期間可謂賺足了眼球，全國網民站隊聲討，以各種方式“怒刷存在感”。按理說，這個本可以成就一次全民介入公共討論空間，進行觀念交織和思想碰撞的媒體事件，最終卻被認定為假新聞，從而使公眾理性參與討論的積極性備受打擊。再如“天價魚”等其他公共新聞事件，在某些不良媒體的刻意引導下，轉變為一波三折的戲劇故事，致使事件背后的真相遲遲不被發掘。所有這些，一旦“熱點”冷去，便通通不了了之和恍若隔世。那本被眾人預約于“怒刷”中的“存在感”，自然也在各種各樣的匆忙和倉皇間無從追尋。更大的問題在于，無論我們意識到與否，這種不斷被生產出來的“不了了之”和“恍若隔世”，都將在我們體內蓄積愈來愈深的不真實感和“虛無感”。 筆者認為，現在人們對非虛構或紀實文學的熱情，必定有一部分可被溯源至此。換言之，非虛構或紀實行動的對峙點不在“虛構”，而在“虛無”。人們不僅憎惡于虛假的新聞和消息，而且在新聞和消息固有的“快”與“點到為止”之外，開始傾心于種種必要的“慢”，開始著力于一個點一個點地“深挖”、“深耕”和“深描”。而在這“慢”、“深挖”、“深耕”和“深描”的背后，則是大家對那些與自我、他人、社會、世界息息相關的不可靠、不徹底、不深情的厭倦和反動，同時也是大家想要讓某些人生世事走進心里、長到肉里進而持久“存在”的真切渴望。 在這個意義上，新媒體刊物《上海紀實》可謂來得正是時候。就其已經面世的三期內容看，這份刊物正試圖建設一條讓大家奔赴持久“在場”的文學道路，也試圖使自身成為一個真正朝向“真實性”和“存在感”的文學空間。“《上海紀實》倡導‘在場’精神，關注當下，直擊現實，記錄歷史和時代變遷，反映社會進步和人的精神成長歷程，體現創作者的責任擔當、理性良知和人文情懷，追求真實性、文學性和思想性三者統一。”朱大建在“主編的話”中所說的這一句，實屬雄心勃勃、旗幟顯豁之語。筆者看到，《上海紀實》前三期雜志每期都設有“在場、親歷、經典、萬象、記憶、往事、微記錄”等欄目，并刊登了《道路清掃工的一天》《“小聯合國”秘書長》《火災調查專家神秘故事》《上海 其中，不少作品以“在場”化或“親歷”性的紀實筆法對具體人事進行呈現，講述了許多不為人知又應有人知的“現實”，如“火災調查專家”謝福根、“警界楊子榮”葛國勇的特殊工作，如“上海中心”的建造過程和技術難題，這些作品都讓開了傳統報告文學“突出先進人物、彰顯雄厚國力”的寫法，合理克制了某種“意識形態”化的敘事沖動，乃是殊為可貴的嘗試。 在“經典”欄目中，《上海紀實》每期回顧一位優秀紀實文學作家及其作品。令筆者印象尤為深刻的是第一期對經典之作《小木屋》部分內容的重新刊載，以及羅達成的《與黃宗英爭議<< span="">小木屋>》和陸正偉的《不落征帆的黃宗英》兩篇文章。“都說報告文學不是用手寫出來的，首先是用腳跑出來的”（羅達成語），遙念當年黃宗英為采訪和傳寫研究高原生態保護的女科學家徐鳳翔，出行前竟給親友留下遺書，“舍身跑入”西藏腹地進行“在場”式考察和訪談，實在是老一輩報告文學作家秉持崇高的寫作倫理和職業精神的極佳體現。如今，大家在新的生態視野和現實語境中相互對話和對接，把事關所有人的生態大事再次凸顯出來，可謂既是對我們前面所說的“深耕”和“深描”之典范文本的溫故，又是對全球生態危機這一壓迫性事實的回應。全可被視作是一種對“深耕”的“深耕”，以及對“深描”的“深描”。 這些，足可展示出《上海紀實》作為一份刊物的敏感和抱負。 二 近年來，非虛構寫作在國內發展勢頭迅猛，影響亦非同尋常，從《上海紀實》前三期當中，我們也能明顯覺察到積極的呼應。就其刊發的一些文本而言，第一期的《我和父親之間》、《道路清掃工的一天》，第二期的《父親》、《“我覺得上海就是故鄉”——初中同學華子自述》，第三期的《在“世界中心”遇見“我”——岡仁波齊轉山行記》等，就和當下的種種非虛構寫作很難區分開來。例如《“我覺得上海就是故鄉”》一文，是以訪談形式呈現了“華子”近年來的生活狀態，其中還包含了我（王磊光）與華子的一些共同情感體驗。從文本的實際效果來看，它既顯得比新聞更具情感溫度和文學色彩，又比虛構文學更具現實感。再如《道路清掃工的一天》一文，則將關注點放置在那些極易被世界忽視的平凡小人物身上，從幽微的細節入手，展現出一個族群的生命狀態和喜樂悲歡。 但不能不提的是，《上海紀實》自我定位乃“刊發報告文學、紀實文學、傳記文學的電子刊”。此處抽象而論，傳統的報告文學、紀實文學、傳記文學往往指向宏大敘事，熱衷于書寫大事件和中心人物，與主流價值觀貼合密切，徐成淼在對比分析后就指出：“其一，傳統的報告文學與紀實文學常常具有強勁的意識形態色彩，強調對事件的正面描寫和全景式掃描，強調人物的英雄式塑造，而當前的‘非虛構’文學則舍棄對重大事件的正面敘述，強調人在社會歷史大背景下的個體遭遇與個體感受；其二，傳統的報告文學和紀實文學有著太多的‘虛構’成分，而當前的‘非虛構’文學則大力排斥虛構，多以作者‘現身說法’和當事人“口述實錄”的方式把事件的原生狀貌盡可能真實地呈示給讀者；其三，傳統的報告文學和紀實文學受古典形態文學的影響很深，其結構方式、敘述方式和語言形態基本上是古典的，而當前的‘非虛構’文學則在藝術觀念和審美觀念上更趨近于現代形態，它那種與主流文化保持一定距離的內在質地和外觀姿態更切近現代人的自由心情。”（參見龔舉善：《“非虛構”敘事的文學倫理及限度》，《文藝研究》2013年第5期。）如果放在更為遠大的時空中觀之，我們實際并不能截然評判和認定哪一類創作取向和路徑更具合理性，我們只能說，無論是起于“廟堂”還是發自“民間”，在理想意義上，寫作者們都可以為時代進行有效的“紀實”和“表情”。因此問題的關鍵就在于，這些被生產出來的文本是否真正地朝向了“事實”與“真實”，是否真地做到了“實事求是”，同時又具有廣大讀者愿意接納它們的時代語境和氛圍。 也許更為可行的做法是：無論哪一類創作，都能夠不斷嘗試突破與融合，而非偏執地固守其城。2015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阿列克謝耶維奇在發表獲獎感言時曾言：“經常有人說，我寫的不是文學，是文獻。今天，文學是什么？誰能回答？我們生活的節奏空前地快。內容打破了形式，也改變了形式。一切東西都在超出了原有的邊界：音樂、繪畫，甚至文獻中的語言也在逃離原本的邊界。在真實和虛構之間沒有界限，它們相互流動。見證者不是中立的，講故事時，人們會進行加工創造。他們與時間角力，他們是演員，也是創作者。”“我的老師阿萊斯·阿達莫維奇——我今天帶著感激提起他的名字——認為用散文是對20世紀那些噩夢的一種褻瀆。你必須如實寫下來，需要一種‘超文學’。”因此，紀實也好，非虛構也罷，其實都沒有必要強持于所謂集體/個人、虛構/非虛構、古典/現代等等的硬性劃分，而更應該經由各種富有創造性的行動，在作者、讀者、媒體和世界之間建立更加可靠且更有力量的現實關聯，進而讓大家在過寫作與閱讀的生活時，能擁有足以祛除內心空洞與虛無的“存在感”。 如此說來，阿列克謝耶維奇的獲獎，既是“紀實文學”勝利，或者“非虛構寫作”的勝利，更是一種寫作者進行突破、越界與融合的勝利。而阿列克謝耶維奇所倡導的“超文學”，實屬于一種將文學、社會學、人類學、歷史、新聞等不同敘述方式匯聚一川的創造性文體，這種創造性將使寫作者打破各種舊有的邊界陳規，通過不斷的越界行動，去抵達紀實寫作所能抵達的更遠境地。 三 顯然，《上海紀實》已經意識到了這種“越界與融合”的必要性，并且由里到外進行了自己的種種創新。其中最外在的，無疑是刊物在作品登載形式上的媒介融合策略。互聯網改變了人們的生活，也改變了大家書寫與閱讀的“生態環境”，《上海紀實》審時度勢，首先以電子刊物的形式面向讀者，即在上海市作協主辦的“華語文學網”和“上海紀實”微信公眾號進行雙版本發行，從而使一些獨具特色的紀實文本同全新的傳播載體相契合，呈現出“互聯網+文學”的全新樣貌。這種新的嘗試不僅使得刊物內容得以更好的傳播，還可以突破紙媒的限度，增加新媒體獨有的優勢。比如“微視覺”欄目中的音頻、視頻作品，無疑會讓刊物內容顯得更加新鮮、立體。 當然形式創新之時，內容突破依然是重心所在。在這方面，國內外創意寫作的蓬勃發展可以提供不少有益的參照，比如該領域的核心理念是倡導“人人都可以成為作家”、“每個人都有創作的潛能”，這是一種極具革命性和民主意識的書寫理念，它對以往那種文學創作只能被少數人壟斷的特權觀念造成了極大沖決。上海大學創意寫作專業研究生柯翌嘉因此認為，這種“寫作權利的下移”絕對是一塊值得不斷挖掘的寶藏，筆者也認為，在未來的發展中，《上海紀實》有必要留意從民間拓展作者資源，譬如不斷去發現、培養和推出像姜淑梅（著有《亂時候，窮時候》等）和秀英奶奶（著有《胡麻的天空》）這樣的民間寫作者，兩位正在寫作中繼續“奔跑”的奶奶級作家都是“草根”身份，而且都是在年逾花甲之時才開始認字讀書，卻是一出手便顯得身手不凡，這一現象實在值得關注與思考。 除了拓展民間作者資源，未來的《上海紀實》亦可著力于來稿選題和文本呈現上的“創意優先權”。既然新媒體刊物可以為圖文作品和視頻、音頻類作品提供十分便捷的平臺，那么相對于傳統紙媒，《上海紀實》在選題上就已經擁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例如《中國國家地理》雜志社資深圖片編輯馬宏杰的《最后的耍猴人》一書，就以跟拍耍猴人12年之久所收獲到的體貼認知和幽微觀察為底色，將深度寫實的攝影作品和客觀平靜的文字敘述匹配一處，生產出了一種冷暖交織、悲喜同在的文本效果。在《最后的耍猴人》之前，馬宏杰還著有《西部招妻》，之后又出版了《中國人的家當》，作為一位優秀的攝影師和寫作者，馬宏杰曾感慨說，中國大地上的百姓故事實在是太豐盛了，好的選題簡直多得做不過來。而馬宏杰所言的這類選題及其所取的多媒體文本呈現形式，全都跟《上海紀實》自身的平臺特點非常相契，十分值得開掘。再比如國內第一本原創自然筆記類著作《自然筆記——開啟奇妙的自然探索之旅》，則是“將原本即是圖文一體的自然筆記手繪作品和文字故事相結合，用一種平凡人間零距離交流的簡單質樸招呼大家一同去親近自然和記錄自然”。（參見筆者所撰《非虛構寫作的“特權”與“創意”》一文，載于《雨花》2016年第1期）今天，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渴望回歸自然的懷抱，包括從閱讀上回歸一切撩人心弦的自然書寫。而自然筆記正以其獨特的性質與功能綻放了一種雙重耕耘與收獲，它既書寫生態，又創造生態——前者指向符號化的寫作與閱讀，后者指向現實性的生活與實踐，可謂將人們的個性化自然書寫、心靈環保與綠色多元的日常生態建構一體化、家園化了。因此既有廣闊的讀者市場，如城市居民的綠色閱讀需求與國民教育中的自然教育需求等，又符合未來生態倫理需要，可以為全國乃至全球的生態文明建設注入力量。（參見筆者所撰《中國大陸自然筆記的興起——對一種創意寫作新文類的近距離考察》一文，載于《雨花》2015年第3期）而目前來看，上海地區的自然筆記創作又在全國尚且處于領先地位，因此也大可為《上海紀實》在生態文學作品方面的選題提供借鑒和參考。 只要能始終秉持真誠，真正去刺入現實，反抗虛無，且勇于創新與融合，擁抱創意，相信在未來的生長中，《上海紀實》一定能夠借助上海的地域優勢和各種文化資源，在“互聯網+文學”的時代里打造出一種屬于“報告文學、紀實文學、傳記文學”的新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