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05月03日12:42 來源：解放日報 作者：程小瑩 徐芳 點擊: 次
上海確有“老克勒”血脈，但“老工人”血脈要強壯得多
朝花周刊：曾經，工業題材屬于上海文學創作的一個重大領地。但當下文學作品中的“工人”越來越少，在城市文學中對工廠空間的描述所占比重也越來越少，而老上海主題熱卻鋪天蓋地。同樣是對流失的城市記憶的重啟，在表達的熱情、數量和質量上，為何如此不平衡？
程小瑩：文學作品里的“工人”形象趨少，與城市生活里真正的工人形象有關。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上海的城市功能轉型。取代我們以往記憶里的所謂“工業城市”、“輕工業中心”、“紡織工業龍頭地位”等符號的，是與商業、金融、信息、國際會展、創意產業等相關聯的熱詞，傳統的產業工人，在這座城市轉型、轉身。城市進入“白領時代”。
與此同時，與城市功能轉型同步的是懷舊熱。人類的記憶是有選擇性的。懷舊作為一個潮流，當然便更附庸趨于當下的時尚風情。“老克勒”這個符號是個典型。
其實城市本沒有多少“老克勒”，談“老克勒”談得多了，也便都成了“老克勒”。我要說的是，這個城市的確有“老克勒”的血脈，就像這個城市有“老工人”的血脈一樣，盡管“老工人”的血脈要比“老克勒”的血脈龐大強壯得多，但在開放和西風漸進的背景下，在文化多元和外來人口不斷匯入的潮流里，在物質主義與精神生活相交的懷舊點上，“白領時代”的人們不約而同地選擇“老克勒”……選擇這個城市的血脈旁支和另外的人文元素——洋房，小資，中產……他們先是統統被一個“老上海”的主題籠罩著，又漸漸地，被演化為“老上海”的首要熱題。
這其實是蠻“洋盤”的。“老克勒”不是這個城市大眾生活的常態，只是城市生活一個性格外向的記認；“老克勒”本質是內斂，現在卻被刻意渲染和張揚，成為一個時尚與后綴的標簽。
“洋盤”歸“洋盤”，有人喜歡做，就讓其做下去。這不是什么大“事體”。作為城市生活的記錄者，只要曉得“事體”的來龍與去脈，即可。
需要有人有心走到城市底層里去
朝花周刊：上海曾經龐大的工人群體，在中國近代史、現代文學、城市研究中，對于參與上海身份的建構起到了什么作用？“工人”題材的寫作還會“火紅”嗎？還會有相當的發展空間嗎？
程小瑩：在當代文學史上，對于工人階層的書寫是不會讓人感到陌生的。在特定的歷史年代，工人已不是一個簡單的階層稱謂，而是承載了沉重的意識形態內涵，被視為社會歷史發展的領頭羊，他們的日常生活，也被鍍上了一層神圣的光暈。名著《上海的早晨》中的工人形象，幾乎無一不帶有這一特性，那些不算很真實鮮活的工廠人物，成為宏大歷史敘事中的關鍵零部件。現在呢，曉得了太多工廠和工人的實況，要繞開工廠和工人，就去寫外灘、南京路、淮海路，也可以。他們都是上海的一種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上海是個海。無非是寫作的興奮點和側重點決定了寫什么。“工人文學”，或者說“工業題材文學創作”、“工廠小說”，甚至所謂的“車間文學”稱謂，聽上去便頗硬邦邦，乏味而枯燥，似乎談不上情趣與品位。其實這只是一種歸類，一目了然地告訴你，這種分類跟工廠和工人搭界。在上海，工人就是一個存在。現在尚存。他們存在的時候，與城市休戚相關；就算他們以后沒有了，城市依然繼續向前發展。
重要的是文學關注與否。只要存在，就可以有文學敘事。工人存在也好，消失也好，工人管不著文學。文學會不會關注工人，那就是做文學的人的“事體”了。你想做，就可以去做。做得好，是你的本事，做不好，是你沒有本事。現在很少有人去做工人的文學，實在是很少有人有心真正走到城市底層里去。在上海，外灘南京路好白相，大世界好白相，很多人認為肯定比工廠好白相。
其實，工廠有工廠好白相的地方。因為工廠有那時候城市最有身份的主人——工人階級。他們的生活，曾經是這個城市最大眾、最普遍、最基本，也是最有腔調(北方話——最有范兒)的生活形態。那真的是與時代有關。
讓文學賦予上海幾代工人形象永恒的生命
朝花周刊：您試圖在作品中重建往日的工廠生活，并喚醒屬于工廠時代的“青春”，從個人化、小敘事的角度，呈現出紡織工業轉型的大歷史。您認為上海的工人有代際形象或精神變化嗎？這些是否已進入了您的文學觀察中？
程小瑩：我試圖用最個人化的記憶，重建一個集體化的、富有組織紀律性的工廠，呈現那種時代特征、人物敘事。文學可以像機械制圖一般，精確復制出一個紡織廠的生產流水線。人在里面活動，生龍活虎。長篇小說《女紅》還原了一個集體記憶。
整個中國關于工廠的敘事，在全景的意義上已經淡化并開始被遺忘。1950年代出生的一代工人，或更老的一輩工人，他們的青春和生活，他們曾有的色彩，那一段歷史中的人和事，現在是以各種另類的方式存在于我們的生活中，比如廣場舞大媽，動拆遷戶頭，甚或土豪金大叔大媽……他們是那一段歷史的曲折、委婉或者衰微的線索，很難以強勁的方式，喚起我們對這幾代工人以及他們所經歷的重要歷史時刻的鄭重其事的記憶。撿拾到一只從一個城市的根部散落下來，無法妥善安放的螺絲釘，不大有人會想到再要去擰緊這顆螺絲釘。這只螺絲釘已經無所適從，難以被秩序化。
我們需要讓一部寫工廠和工人的小說，令人充滿種種閱讀期待，并由此打通這一路寫作的歷史通道。這總是會讓我聯想到新中國建國后“十七年時期”的工廠題材作品，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改革文學，九十年代的新寫實主義。須得劃過以上種種路徑，別尋一脈。
這樣一個敘事承載的意義，不在于保留下什么。我表述的物事，本身便是存在。你說與不說，它都擺設在那里了。意義在于，上海的工廠與工人，他們曾經有過的生活，他們的真善美。他們創造的物質，曾經被夸大了；但他們的精神生活，卻被忽略了。最終，時代的輪子，輕輕從他們身上碾壓而過。
時代就是個巨大的輪子，不斷碾壓而過。存在，消亡，再生，再滅……我看見(算文學觀察？)并努力去表述工廠以及人物之間的親情、愛情、友情、激情，虛實結合。我們面對的是另一番風起云涌，曾經令一切社會關系高度緊張的階級斗爭與思想改造，被替換為波瀾壯闊的市場經濟大潮，以及更繁復的人際關系。時代，也就是特定的歷史階段、上海的人文背景。在這樣的氛圍里，人物曾與以機器和生產流水線為象征的體制的關系解體了，從全面依附到突然被拋出快速拐彎的時代列車，他們被動地重新排列和組合。
在舊群體終結同時，一個新的群體誕生了。人物的行為方式，本能地試探著要努力踏上時代的車輪。社會思潮對工人的影響、工人的集體性格對城市文化的滲透與消解，一系列的人際關系，構成上海底層社會的本色，也是上海之所以成為上海的根本。市場經濟解構了工人與機器的傳統關系，釋放了他們的身體欲望，檢驗了他們的技術與智商，打破了對一枚“螺絲釘”的價值分析，那便是：將人從傳統的生產關系中解放出來，通過再就業或自謀出路，檢驗人的適應能力，考驗城市技術風格的適用價值，釋放人的最大能量，調整人與機器、與體制的關系，重建與市場的關系。在新的生產關系中，獲得勞動的尊嚴和人的尊嚴。文學對此的關注，可以為上海這座城市保存一份有血有肉的工人思想、情感、情趣檔案。
這種關系的調整，對于上海的工人階級(有別于現在統稱的“工薪階層”)而言，還有一層意義——這樣的歷史機遇，并不是一百多年來每一代工人都能碰到的；工人階級的代際差異與意義，在這個時段開始顯現。總是有許多事物不被傳統思維接受或理解。雖然悲壯的休止符一度給他們過于漫長的猜想和不安，但通過文學的觀察與創作，卻能提煉出許多有價值的思想和情感資源。
這應該成為城市文學和工人、市民文學的一種整體寫作走向。與時代有關。
上海一百余年的工業革命，上海的幾代工人，從最初的草創，蓬勃發展，走向中興，走向未來。有陽剛，波瀾壯闊，有陰柔，涓涓細流。文學賦予他們永恒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