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04月24日16:34 來源：思南讀書會 作者：思南讀書會 點擊: 次
從左至右為來穎燕、蔡駿、傅星
4月29日下午，蔡駿做客第175期思南讀書會，向讀者分享他的最新長篇小說《宛如昨日：生存游戲》，并講述他在創作過程中對記憶、對文學的感想。青年評論家、《上海文學》編輯部主任來穎燕一同參加活動，和蔡駿展開對談。
宛如昨日：復原個體生命中的創痛和秘密
2014年，帕特里克·莫迪亞諾獲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的頒獎詞稱：“他用記憶的藝術，召喚最難把握的人類命運，揭露了德國占領時期的生活世界。”記憶，正如傅星所說，是“任何文學都要用到的創作方式”，蔡駿也同樣試圖在記憶的重現中復原個體生命里的創痛和秘密。
無論是最新的長篇小說《宛如昨日：生存游戲》，還是之前《最漫長的那一夜》中的作品，蔡駿通過他的文字和“剝洋蔥”式的敘述手法，從對一件事的記憶轉入對另一件事的記憶，來慢慢展示他真正創作的核心。記憶之于蔡駿，除了懸念，也蘊含著真相和人性。
蔡駿
傅星說道，蔡駿曾認為他的作品太過虛無，像他之前在《萌芽》發表的《荒村公寓》等作品，都在一種比較虛無的界面進行構思和操作，蔡駿想要接“地氣”。轉型后的蔡駿，在進行類型化小說創作過程中加入對社會層面的關切，從懸疑或是科幻起筆，通過記憶來尋找過去的真相，回歸到對現實的關注，進而給讀者展開思考社會問題的空間。
“宛如昨日能夠去重復或者是復原每一個個體生命當中的創痛、秘密，可能說秘密有一些實用、功能性，不說功能性可以復原我們的集體記憶，這些集體記憶可能不是我們以前的老照片、文字可以覆蓋到的。”蔡駿認為，記憶性的故事就是通過細節堆積出來的。小說存在很多真實的人物和情節，構建出龐大的真實，而只有通過記憶，我們才可以重構歷史。
至于蔡駿本人，他對過去也有深刻的記憶。《宛如昨日：生存游戲》寫到一部分時，就是寫他本人小時候的記憶和成長中的印象。就像他在《最漫長的那一夜》里寫到的“鄉愁”，蔡駿認為，在當代都市的同質化社會里，記憶就是當代人尋找故鄉差異化的點，通過記憶，即使身處幾乎一致的環境里，我們也能窺探出特殊之處，也正如此，文學上的故鄉和鄉愁是不可避免、勢必存在的。
純文學和類型文學：可協調的兩條道路
從2001年發表第一部小說《病毒》到如今的《宛如昨日：生存游戲》，蔡駿的創作類型隨著創作理念的更迭而有所改變。來穎燕提到：“蔡駿去年曾經獲得郁達夫小說獎，這是純文學獎項，其中有一位評委說蔡駿把網絡暢銷元素引入傳統文學領域，這其實就是區分純文學和類型文學的話題。”而純文學和類型文學，是否必然存在壁壘分明的界線？
傅星認為，蔡駿正在純文學和類型小說之間嘗試某種協調，并且就目前而言，這種嘗試是成功的。在年輕讀者群中實現作品暢銷之外，蔡駿也逐漸被嚴肅文學認可，尤其是他豐富的想象力，甚至是嚴肅文學之中往往缺失的成分。
傅星
而蔡駿解釋道：“類型文學和純文學之間，不管在讀者層面、評論層面，還是在創作理念和作者方面都有一定的鴻溝。”他認為自己并非一直出于某種目的去試圖填平這道鴻溝，他只是運用新的創作方式嘗試自己的文學追求和故事。他以奧爾罕·帕慕克的作品《我的名字叫紅》為例，評價該小說就是借用推理小說的情節，通過一樁連環殺人案追問兇手和殺人動機，但是在創作上又保持了純文學的寫作手法。
純文學和類型文學只有好壞之分沒有高低之分，但相較于歐美和日本，國內的類型小說相對較弱。懸疑小說，在十九世紀的歐美就已經出現，而在日本，二戰之前就已存在。目前國內的懸疑小說歷史較短，并且也較少出現日本作品中對社會問題的反映。
來穎燕也提到：“有一位著名評論家曾經說過，懸疑最大的共性在于缺少重量，真的好作品可以容納非常有分量的問題，本身情節設計時就會有更多的深度。”懸疑小說不是為了破案而破案，它需要更多層面的含義來支撐。
來穎燕
在此蔡駿提及電影《救贖》，“這些故事非常之重，關于人性、關于自由、關于希望，去探討這些，我們可以用一句時髦的話來說是普世性的問題”。而在他的最新作品《宛如昨日：生存游戲》中，他也建構一個罪案故事來反思中國社會在轉型期中付出的代價，挖掘出這些傷痛是殘忍的，但反思更有意義。
懸疑之于蔡駿，既是人與人之間不可琢磨命運的象征，也可能是生活本質的意涵，而這或許也是蔡駿在純文學和類型文學這兩條道路上盡力實現協調的武器。
現場讀者
思南讀書會NO.175
現場：李偉長
郭 瀏
陳 思
撰稿：張作煒
攝影：隋 文
杜湘濤
編輯：黃詩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