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6月21日16:23 來源：上觀新聞 作者：施晨露 點擊: 次
“我希望能讓過去的記憶被今天的年輕人所知，但不希望陷落在記憶里，而不顧讀者的感受，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必須控制住自己的寫作。”從《收獲》發表到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單行本《怪鳥》，傅星說的最多的是關于記憶與克制的話題。端午小長假，傅星與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龔靜在博庫書城與讀者展開交流。“仿佛酷暑中的清風，暢快、豐滿，笑中帶淚。”龔靜這樣形容《怪鳥》的閱讀感受。
傅星是“50后”，但《怪鳥》的書寫異常青春，這或許與他曾經長期在《萌芽》雜志工作，與年輕人打交道有關。故事從一個叫小三子的孩子追射怪鳥開始說起，引人入勝。這或許又與傅星的編劇身份有關，《怪鳥》寫得懸念迭出，場景感十足。
“故事發生在西區的一個新村，我在新村出生，也在那里長大。現在，新村在我的敘事中變得很亂，已經沒有必要確切地指認它在哪里了。當然有些東西是恒定不變的，比如說情感；還有就是必須堅持的，憑良心說話。”傅星形容，寫作的過程非常奇妙，似乎完成了穿越，在另一個時空里遭遇了一切而且做得夠多。“在那里，我與自己對話，無休止的傾述，有時候，拼了老命都停不下來。小說帶有自傳體的性質，幾乎每一個故事都是有出處的，當然，也有很多的虛構成分。這種真實和想象的纏繞，構成了小說的敘述肌理。去書寫歷史，并藝術地呈現，這是我的基本想法。”
在龔靜看來，《怪鳥》可貴之處在于，作為成年人的回望，當年歷史背后的真相自然清晰，但小說并沒有逾越少年的視角，反而寫得極為克制，結尾戛然而止，沒有過多抒情。“過去的記憶和故事，對今天的年輕人是不大有吸引力的，這是很自然的事。”傅星說，自己在念書時，學校里也有類似“憶苦思甜”的活動，“臺上的女工講得非常投入，但對我們小孩來說，仿佛另一個世界的事情，直到她講到情不能自已，在臺上暈了過去，我們才意識到，她的記憶對她個人而言是如此沉重和痛苦”。正是這段經驗讓傅星警惕自己的寫作不要落入向讀者傾倒痛苦的窠臼，而是通過有意味、有形式感的敘事，讓今天的年輕人接受《怪鳥》這部小說，不排斥祖輩、父輩的記憶和故事。畢竟，無論年代與空間如何變化，每個時代都不缺乏痛與撕裂的經驗，而代際間感受的互通有助于青年一代更有勇氣地直面當下現實生活。
《怪鳥》不乏當時少年的各種軼事：比如把外國女人當成間諜進行跟蹤，比如養了一只所向披靡的斗雞四處征戰，比如“上只角”的親戚家款待客人時美味的生煎包……這些極具“日常氣息”的故事被敘述出來，如夢似幻，但又無比真實，是在“新村”中生活過的上海人的共同童年回憶。
書中還有一些具有藝術天賦的少年，即便在一個渾濁的磨滅個性的時代，具體的人生依然具有非凡的意義，生活的褶皺依然不會被全然抹平。少年們沒法無視自己的天賦和理想，雖然有著大把的時間，卻置身于困局之中，只能躲在林子里練聲，偷偷地拜師拉小提琴，隱藏于破舊的小屋中揮灑作畫……他們當中有些人實現了藝術理想，但更多的人只能把藝術跟青春一起埋葬進了記憶。在歷經了種種磨難之后，男孩與伙伴們長大成人。作品通過故事植入文本的深層隱喻表現在：無論如何，人的生命意志是不可戰勝的。
傅星說，自己創作《怪鳥》的緣由是因為新村的老房子要出售，看到照片后，他發覺破敗的新村和自己記憶中相差甚遠，產生了要把小時候關于新村的記憶記錄下來的想法。他過去寫過小說，后來去做編劇，退休后還想寫小說，腦子里出現的就是關于新村的一切。“本來是想寫一組短小說的，后來敷演成了長篇，那些人和事不斷地往外冒，止不住了。”《怪鳥》由二十個故事組成，這些故事也可以獨立成章，章節間的勾聯是松散的，某些部分甚至可以重新拼裝。這種設計也包含著傅星對于當下年輕人閱讀習慣的考量，開放性的結構更便于讀者的進入，也是一種更適合數字閱讀、在手機上分段閱讀的文本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