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06月25日19:00 來源：解放日報 關聯作家：徐中玉 點擊: 次
無用之用，最終有用 ——為學
1934年，19歲的徐中玉考入山東大學中文系。
彼時的山大，校長楊振聲，中文系主任聞一多，外語系主任梁實秋，人才濟濟，大師云集。梁實秋先生著有《酒中八仙》，記述當時一干舊友的風雅逸事。
徐中玉與葉石蓀先生最為親近，越近晚年，提及葉石蓀先生的次數就越多。
后來出了名的“徐中玉的卡片”，正是受了葉先生的影響——他從大學三年級就開始做卡片，那是上葉先生的課，在他的直接指導下，被訓練出來的“習慣”。
兩張紙黏在一起，一張卡片上能寫兩三百字，然后按問題分門別類，放在抽屜里。做卡片的好處是什么呢？徐先生解釋：“首先，抄寫過程是記憶過程，做過卡片后印象很深；其次，卡片分類過程是思維整理過程，這就訓練了思維，對做學問大有好處。”“材料豐富，寫出來的文章有大量的實例引證，才能有說服力，沒有資料積累寫不出有價值的文章來，言出無據就信口開河，是經不住歷史檢驗的。”
望之儼然，即之也溫”——為師
華師大中文系教授方智范，在多年后，仍“怯怯”地回憶自己跨入華東師大的大門時的情形：
“那是1978年的7月，天氣炎熱，我們幾個獲得研究生復試資格的‘老’考生，在系辦公室的老平房里，接受面試。
面前坐著一排古典文學專業的老師，中間一位，主持這場面試的，就是我從學生時代已聞大名的徐中玉先生。考試采取抽簽的辦法，我抽到一道關于元人散曲的題目，因為沒有讀過這支曲，先自膽怯了幾分；先生連連發問，我心中一慌，更加語無倫次，額頭汗珠淋漓，拼命揮動手中的折扇，卻毫無用處。我只得回答‘沒讀過’，先生一笑，就此放過了我。后來我被錄取了，但從此在系里見到先生那挺拔威嚴——當然是‘威而不猛’——的身影，頭腦中就會映出面試時的尷尬一幕，頓時生出幾分畏懼心來。”
許多學生，亦對徐中玉先生有相似的印象——如古人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的形容，那是對君子的一種禮敬。
南帆眼中的先生，“視野開闊，學識淵博”。至于盼望已久的“名課堂”是這樣子的：“油漆剝落的地板，幾架子書，一張不大的老式書桌，一摞一摞的學術雜志，徐先生的書房一直如此簡樸。幾個研究生坐在沙發上，每人捧一杯熱茶，上課就開始了。徐先生的課多半是引導我們圍繞某一部著作，進行充分的討論，見仁見智，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地表述自己的觀點，甚至互相爭辯。徐先生從來不限制學生的思想。”
在那時的校園里，很多同學看見，徐先生拎一個包，一路帶風疾行，猶如神行太保。在教授殷國明看來，那幾乎等同于“一路小跑”：“這是華東師范大學校園內一道獨特的風景。徐先生瘦高嶙峋，行步如飛，再加上那獨特的走路姿態，相信很多人都不會忘記，他有如此的身姿精神。”
以文化人，發古啟今 ——為教
做一個為學生敬重的教師不易，做一個在教育界享有盛譽的學者更難。而徐先生能從教育的本質看待各種人和事，并且直道而行，執著追求，置毀譽于度外。
《大學語文》現在已是一門盡人皆知的大學本專科的公共基礎課，解放前曾名為“大一國文”，新中國成立后被取消，從此整整中斷了三十年。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時任華東師大校務委員會副主任、中文系主任的徐中玉先生和南京大學匡亞明校長聯合發起倡議，于上海召開了全國高校大學語文教學研討會，把大學語文課程的開設，推向全國。
曾經，他痛心疾首地呼吁：沒有這個課程，導致了大學生失去了解我國自身文化的機會。而在先生心中，“以文化人，發古啟今——此為人文”，他力圖以這一課程培養學生人文精神，熏陶滋潤，提高對國家、社會的熱愛與責任感，成為有思想、有熱情，求真務實的人才。
于是，他為教材定下的宗旨是：一、增強人文精神的培育。二、看到人和人格的力量。三、有助于突破思維定勢，獲得啟發，利于創新。四、優秀文學作品的精彩描寫提供了美感、愉悅和享受，既能陶情養性，也能提高鑒賞力和寫作水平。
為此，《大學語文》 教材打破了按文體編寫的慣常體例，改為提煉若干人文專題進行編排，所選又多為中外文質兼美的文學名篇，突出人文教育這根主線，更有時代特點。
30余年后，面對“軍功章”——《大學語文》目前已經修訂了十版，至今起碼發行了3000多萬冊，受益人群更是無可計數，更無可計對嘉惠后學的影響……徐先生在給友人的信里依然清醒、謙遜：“很多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結果，將大學語文的學科發展不斷完善起來……到現在不能說我們已經做得很好了，方法已經很合理了。老實說，依然存在很多問題，教學的方法上，毛病還是很多。”
早已被列為國家級重點教材的《大學語文》，修訂卻可能在永遠未完成的狀態。只因先生反復強調，“茲事體大，責任很重”。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為人
2013年11月7日下午，徐中玉先生在陽光明媚的書房里，迎來了當年他的關門弟子（86級碩士研究生）張建永、李裴、吳炫、朱樺、譚運長。百歲的徐先生，又給他們上了一堂意義獨特的課。
五桿煙槍如同當年一樣吞云駕霧起來，徐先生還頻頻給他們散煙。那是“紅雙喜”吧？對于先生來說，煙就是煙，無所謂牌子名頭，就像穿衣吃飯，能普通則普通，“穿暖了，吃飽了，除此不做要求”。
他在生活上的節儉，與在工作上的勤奮與不懈努力，恰成鮮明的對比，也與他對待他人與社會的慷慨大度，恰成鮮明對比——那之前，他剛剛捐給了母校五萬本個人藏書，以及差不多是一輩子積蓄的100萬元，成立了中玉教育基金，以資助貧困學生繼續學業。
先生曾多次提起過，他出身清貧的中醫家庭，以兩個姐姐的輟學，給襪廠搖洋襪,才得以勉強上了師范學校，其間還去做了兩年小學老師，才結存了上大學的費用。他嘆及：師范科正是窮人子弟接受教育的“方便之門”。即便百歲高齡，他仍不忘為后來者把這“門”再盡力推開一點。
中學、大學皆為先后同學，在華東師大中文系又共事了半個多世紀的老友錢谷融先生，每每提起徐先生，從來都是贊不絕口：“教書育人”、“道德文章”！
動蕩歲月中，那其實是一種九死而不悔的人生表態——不遮掩，不迂回，不屈就，那也不僅只是語言的風格，更構成了一種人生姿態與精神風骨。
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徐先生便是一個人生的健行者。因為這意味著要能夠超越自我的苦難，擁有一種堅定、堅毅和堅強的情懷。
其實，這正是先生口耳相傳的“長壽秘訣”，但在所有“取經者”看來，這不也正是先生的“人格魅力”之所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