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7月02日12:56 來源：解放日報 作者：袁筱一 點擊: 次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從政府到普通讀者都在關心“中國文化如何走出去”的問題。尤其是莫言的美國譯者葛浩文的到來，更是將這個問題推到了一種極端的狀態中。盡管如此，葛浩文還是一反普通譯者的立場和姿態，對中國當代文學做了一番“評點”，從中國小說本身——結構和敘事，評論者，譯者和編輯四個角度來談論中國當代文學 “為什么無法走向世界”。而在這四點之中，他對中國小說本身的評點或許是最具沖擊力的。他說，“以我看來，傳統文學的結構與寫作方式(重細節描述)對當代作家的影響還是很大的，因而導致中國文學走不出去。”也就是說，作為一個西方文學和中國文學的雙重讀者，他的第一個結論是，中國小說的本質決定它“走不出去”。除此之外，再加上評論者的狹窄視野(包括中國的中國文學研究者在內)、譯者的錯誤策略和編輯的無能，中國小說走出去便是“死路一條”。
有意思的是，在國外譯介較多的當代知名作家：王安憶、閻連科和畢飛宇等，他們對于自己作品在海外的傳播也不持樂觀態度，表面上似乎印證了葛浩文的觀點。在一場作家、翻譯家和評論家的對談中，王安憶毫不掩飾地說，“我發現西方的世界，美國的世界對中國人的世界不是那么的熱情……你不要有這樣的夢想可以走出去。”閻連科和畢飛宇也對自己作品“走出去”持淡然態度，畢飛宇這樣表達他帶有“謹慎樂觀”的“淡然”：“我認為中國文學如果要所謂地走出去需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所以我經常講耐心耐心耐心，也許一代作家真正走出去需要幾十年的時間，甚至在死后才能真正走出去。”
華語翻譯文學在西方文學的邊緣位置似乎就這樣被定了性，再加上葛浩文這樣一位從“后臺”轉到“前臺”的譯者，無疑從根上為“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政策熱情潑了一盆冷水。如果說華語翻譯文學在西方文學中是邊緣的，我們不應該忘記，一切翻譯文學在本土文學中——如果說翻譯文學與本土文學使用的是同一種語言——都具有邊緣的本質性特征。換句話說，即便在今天，外國文學翻譯在中國走過了一百多年的歷史之后，在今天呈現出一片繁榮的態勢，如果將它放置在中國的本土文學中，依然是邊緣的，更遑論眾多外國文學中的某一國文學。
不少學者或隱晦或直接地提醒我們需要有 “理論的自省”態度，而不是盲目地陷入“走出去”或者“走不出去”的焦慮，甚至是“走不出去”的幸災樂禍。遺憾的只是大部分媒體往往沒有耐心聽完需要思考的學者發言，而是更加迷戀具有視覺沖擊力的現象。我們當然都有理由相信，某一種文學與文化在世界的文學與文化中處于什么樣的地位與狀態，與它所處的經濟和政治環境不無關系。文化霸權以及文化霸權主導下的文化權利的分配格局，是當今這個所謂“全球化”世界的主要指征之一。放在中國當代文學在海外的翻譯與傳播這個更小的領域中，它也的確表現為目的文學或文化對于中國文學與文化的排斥、抵抗與改寫上。
但是我們更不應該忽略的是，政治經濟與文化之間的決定關系從來不是直接的，必然的。文化從來有它的自治性，也有它自身的歷史，它不會直接從屬于政治史與經濟史。從這個意義而言，早在一百多年前，同樣作為文學翻譯“成功者”的林紓盡管不處在中國的好時代，也毫不猶豫地改寫了他所翻譯的全部西洋文學，和當今的葛浩文在立場上——在具體的方案上倒還是有差別的——并無二致，他應該是沒有受到什么“走出去”政策的影響吧，更不應該有得到過類似政策的自助。換句話說，一百多年前甚至更早，倘若西方眾多國家出于政治的需要，都曾經想方設法讓他們的商品“走出去”，軍事力量“走出去”，鴉片“走出去”，甚至宗教“走出去”，可能他們最后想到的恰恰才是文學“走出去”。可盡管這樣，在中國這塊土地上，“走出去”的西洋文學還是洶涌地到來了，并且在經歷過林紓的時代之后，很快抵達了直譯的時代，與國力的強弱并不必然對應。
所以說，作為文化的一部分以及文化最富表現力的形式，文學具有“走出去”的必然特性。正如法國翻譯理論安托瓦納·貝爾曼所指出的一樣，文化具有兩個本質特征：一是向外遷徙的特征，二是根植于傳統的特征。向外遷徙的過程中，遭到其他文化的抵抗是必然的，而縱向尋求傳統的過程中，受到外來文化的沖擊也是必然的。這才是文學或者文化的真正魅力和價值所在。也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對于中國文化走出去這回事就不必那么糾結了吧，中國文學、文化一直就在走出去的進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