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04月25日15:24 來源：思南讀書會 作者：思南讀書會 點擊: 次
從左至右為走走、孫甘露、王堯、程永新
5月8日下午，評論家王堯攜長篇小說處女作《民謠》做客思南讀書會367期，與作家孫甘露、《收獲》雜志主編程永新、評論家走走分享這本打破文體界限的新小說。
一首流傳民間的長詩
《民謠》是學者王堯的長篇處女作，2020年發(fā)表于《收獲》，今年由譯林出版社推出單行本。小說開頭，1972年5月，依水而生的江南大隊碼頭邊，十四歲的少年等待著外公，江南大隊的人們等待著石油鉆井隊的大船，然而生活終以脫離人們預計和掌控的方式運行。在記憶不斷閃回，回憶不斷重構的敘述里，故事就此展開。走走提出，為何將“民謠”作為書名？
“‘民謠’是關于鄉(xiāng)村歷史的一種旋律，一種聲音。它是保留在大歷史中的一些小插曲，一些嘈雜的聲音，一點歷史的回想。”王堯如此解釋。
《收獲》主編程永新認為，《民謠》是一首流傳民間的長詩，“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小說的主題是什么，但我發(fā)現無法用幾句簡短的話來概括。”在他看來，某種程度上，《民謠》是一種方法論——用它的結構和文體方式建構了虛擬的小說世界，涉及時間、記憶、成長，包括復雜的鄉(xiāng)村倫理、親情等等，“這讓我想到上世紀80年代馬原《岡底斯的誘惑》，問世時一度讓評論界失語。《民謠》的詩意和對文體的突破，或許也要拉長一段時間才能顯現它的價值。”
在孫甘露看來，這部作品有點“反小說”，更接近詩體，這跟講述方式有關，比如開篇細節(jié)調動了嗅覺、視覺、感覺、觸覺、味覺，相當感官式。“民謠”的書名暗含了一種民間的立場，“謠”還有傳說的含義，書中提到了大量的民俗，體現了作者對于歷史獨特的態(tài)度與觀察。
走走也對小說命名為《民謠》給出闡釋：“應該是想通過那無數生于土地、長于河畔的百姓的性格與命運、機會與行動、思想與感情，來講述一個時代……同時民謠又因為主要記錄著百姓的平常生活，也通過百姓傳播，它又是可以流傳下去的。”
被折疊的視角
程永新談到，《民謠》在寫法上突破了虛構與非虛構的界限，分為主體四卷和雜篇、外篇，借鑒《莊子》內篇、雜篇、外篇的篇目，構成了奇妙又意味深長的結構，賦予文本延展特性與闡釋空間。少年到中年的多重視角切割，學生到知識分子的多種身份轉換，建構文本到解構文本的多維敘述嘗試，體現了小說以小搏大的野心。
他以“被折疊的視角”評價這部小說，“書中既有‘我’成長時的視角，又有“我”長大后的視角，還有社會的視角、人性的視角……不同視角構成了小說的世界觀，并在轉換中擦出奇妙火花。”
孫甘露談到，王堯在創(chuàng)作中有一種巴爾扎克的雄心。他提到自己在閱讀時腦海里常常出現很多人的聲音，“小說在關于事件的描述中，有社會生活中的通俗看法，也有特別的個人觀察，不同人物對于同一事件的講述復雜而微妙，不是簡單的單向描述，這些賦予了作品一種歷史感。”
批評家的小說
對于程永新而言，這部“批評家的小說”是一部令他驚喜的作品。他評價王堯是一位具備三套語言系統(tǒng)的作家，“他搞批評，思想深刻，思維邏輯清晰，寫散文，風趣幽默，語言俏皮，寫小說，站在制高點，又充滿詩意。”
王堯坦言，自己為這部長篇準備了二十余年，“我在這個年紀寫小說，有朋友形容是‘老房子著火了’。其實，在‘房子’不新不舊時，我便動筆寫了。這幾乎是一次馬拉松式的寫作，與其說我在千錘百煉，毋寧說我一直處于寫作小說的困境中。”
孫甘露談到，在去年一次文學獎評審會上，作為批評家的王堯曾提出“小說革命”概念，“和其他藝術領域的探索相比，中國當代文學似乎變得越來越傳統(tǒng)、規(guī)矩，好像寫得越像小說才是好小說。突破常規(guī)的努力要被接受，變得非常費勁，不少人習慣更光滑舒適的寫作。然而，任何時代應該有另一種小說是充滿冒險性的，至少是形式上的冒險。”對此，走走向王堯提出，作為提倡小說“革命”的批評家，在自己的小說創(chuàng)作中如何進行冒險？
王堯回應，自己的創(chuàng)作和對當下小說的不滿“沒有直接因果關系”，《民謠》并不是“小說革命”的成果，但是它某種程度上確實體現了自己的冒險精神，“不管成功還是失敗，我勇于去做。”
在《民謠》創(chuàng)作談中，他提出，“我是一個毫無小說寫作經驗的人，但我的腦子里充滿了關于小說的概念。這與我所謂批評家的身份有關，但我覺得沒有什么‘批評家’的‘小說’，我寫作的過程是不斷放棄許多概念和閱讀經驗的過程。如果說我的作品與文學批評有關，那就是我自己對意義世界和小說藝術的理解影響了自己的文本，而不是突出了批評家的理念。除了故事、細節(jié)、意象外，對語言和結構的摸索是我的重點。”
思南讀書會NO.367簡訊
現場：陳 思
撰稿：陳 思
攝影：遲 惠
編輯：江心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