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漢語實踐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語言的長河

從左至右為張曦、郜元寶、文貴良、李松睿、湯擁華

撰稿：蔡圣輝

3月9日下午，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文貴良攜其著作《文學漢語實踐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與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郜元寶，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湯擁華，中國藝術研究院副研究員、文藝研究雜志社副主編李松睿共同做客思南讀書會第447期，在對談中把握語言的流變，并以其為切口追溯現代文學的發生。復旦大學文學博士、《學術月刊》雜志社副編審張曦主持該場讀書會。

現代文學的發生

《文學漢語實踐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以晚清至“五四”時期黃遵憲、嚴復、梁啟超、林紓、王國維、章太炎、吳稚暉、胡適、魯迅和周作人這十位“軸心作家”的文學漢語實踐為中心，回歸語言本位，沿著文學漢語的漢語造型、主體意識和文學形式等維度展開探討，呈現語言層面的現代文學發生史。

文貴良

提及研究初衷，文貴良回憶道，在2006年左右，他的話語研究的基礎工作是厘清晚清以來中國書面語言及至普通話的發展脈絡，以及與現代文學發生發展的關系。這是當時較少學者涉及的領域。從著手研究到最終成書，中間歷經14年。研究路徑是以十個代表性的作家為線索，從他們的語言實踐中梳理出文學文體的流變。以黃遵憲為例，1879年《日本雜事詩》出版，然而在創作時他卻面臨著如何用中國傳統舊體詩書寫電話等新事物的困窘。最后采用的辦法是以文言的形式對新事物做注釋，這就打開了文學革新的空間。

郜元寶

在對文學漢語實踐展開分析時，文貴良歸納道他是從三個方面入手：一是有理，即以翔實的例句為支撐，分析作家的字詞句、語法乃至標點符號的變化；二是有情，即考慮在晚清民國的過渡時期，文化的沖撞和家國的動蕩會對作家的主體情感產生怎樣的沖擊。比如王國維在語言觀念上并不排斥新名詞，對中國傳統戲劇亦有研究，他本可能成為白話文學的開創者，并在“五四”新文學時期成為戲劇的代表人物。但若以他的舊體詩為窗口考察其情感結構，便會發現也許正是情感上的自我壓抑阻止了他接納新文學，甚至做出自沉的決定；第三是有文，即將語言和情感的變化最終統一到文本中，從而推論文體的發展。

張曦

張曦認為，文學首先是一種語言。現代作家，如魯迅、張愛玲等人的作品之所以易于辨認，正是因為他們找到了屬于自己的表達方式。因此，文貴良的研究對今日的文學狀態也深有啟發，“作為生活在具體時代的、有深度的人，我們本不應該害怕我們的語言被人工智能取代。如今的恐慌在于，出于惰性，我們使用的始終是一套現成的語言，它容易被機器掌握。文貴良對于文學語言的持續關注，提醒我們要注重語言的獨特性。”

從思想到文本

受到本書啟發，李松睿注意到作家將未成型的思想轉化成書面語言的問題，“從構思到成品是一項復雜的腦力勞動，它像是一只存在于頭腦中的暗箱，具體的操作過程不得而知。但這本書讓我們了解到了一個作家在暗箱中操作這個轉化過程時會涉及到哪些層面，它將如何與傳統和外來影響對話。”如魯迅在寫《示眾》時使用白話，可能是考慮到小說應具備的啟蒙效果。這個例子讓李松睿聯想到為農民寫作的趙樹理即使用文言文寫創作提綱，小說卻平白如話。另外，作家的生命經驗也影響著他對詞語的選擇。在翻譯果戈里的《死魂靈》時，翻譯家普遍將某個俄語詞匯譯為“聰明”“英明”“英才”。

李松睿

李松睿認為“英明”一詞最能體現原文中的反諷意味。而魯迅則巧妙地將詞語拆分成句子，譯為“聰明、聰明、聰明”。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成仿吾曾以“閑暇、閑暇、閑暇”抨擊魯迅，而后魯迅將雜文集命名為《三閑集》。在翻譯中采用類似句法，熟悉魯迅的讀者便能體會到其中反諷味道。“作者的成長環境、經歷、對古文的態度，以及對讀者的預想等因素都會影響到他們對文學形式的選擇和白話文創作的方式，這一過程如迷霧般復雜且難以描述。但這本書給我們提供了指路明燈，讓我們在解讀時有跡可循。”

湯擁華

湯擁華認為，文貴良提供了一種有效的文本閱讀技術。讀者能穿透文本回到作家的創作現場，看到他們在新詞出現時如何懷揣忐忑與興奮的心情將它們帶入日常寫作中，并在猶疑和確定的縫隙間逐漸開辟出新的寫作可能性。在湯擁華看來，“這種閱讀方式最重要的不是把語言和修辭當成難以進入的高級技術，再分析個中道理。而是讓我們理解作家在面對各種詞語選擇時的矛盾和困惑，這正是文學最打動人的地方。”

語言的長河

李松睿認為，這十位作家的語言實踐是在為今日立法。他們處于從文言向白話過渡的轉折時期，無論是沿襲中國古典的語言規則，還是參照外來語言，他們的漢語實踐經由語言學家的總結形成一套語法規范，從而決定了今日的語言狀態。

現場讀者

湯擁華將語言比作一條不會重復踏入的河流。每位作家的語言實踐中都混雜著前人的影響，因此，我們可以在現有的詞語中聽到古老語言的回響，經由它回到生命的原初狀態。另一方面，后人又會從前人的語言中繼續汲取營養，規避他們遇到的問題，但同時面臨獨屬于自己的難題。這一過程勾勒出了語言變化的歷史，“好比一只盒子已經被球裝滿，為了放進新球，必定要拿走一部分舊球。這些最有原創性的作家正是這樣不斷創造著新的表達可能性。各種各樣的問題無法一勞永逸地解決，但是在語言的更新換代中，有一些退場了，而有一些登臺。這就是人類發展和文明演進的過程，也許我們并不需要一個終極的答案，但是在此過程中，我們能夠確認人類配得上更新、更大、更豐富的世界。”

讀者提問

郜元寶談道，語言關乎一個國家的實力。在晚清民國時期，國人恐懼的并非是在西方語言的沖擊下，中國的語言是否能夠立得住腳，而是中國是否存在國語這一更為根源性的問題。嚴復只看到了國家強強盛對語言流行的作用，卻沒有看到語言對國力的反作用。“但現在語言學上提出了語言實力的問題。一個國家的軍事、政治經濟、外交等能力都是建立在語言的基礎之上。唯有強化語言能力，國力才能強盛。”郜元寶如是說。

嘉賓為讀者簽名

思南讀書會NO.447

現場：王若虛

撰稿：蔡圣輝

改稿：郭  瀏

攝影：遲  惠

編輯：鄒應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