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15日16:22 來源：未知 作者：創聯室 點擊: 次
第五屆中俄青年作家論壇于2025年12月1日至3日在上海外國語大學虹口校區舉行，回到最初的“啟航之地”。本屆論壇被納入“中俄文化年”的整體框架，同時也是中國作家協會舉辦的“中俄文學周”的重要組成部分。共有來自中俄兩國的40余位青年作家代表以及合作單位的嘉賓、學者與會。開幕式由文學研究院鄭體武教授主持，上海外國語大學校長李巖松、俄羅斯作家協會副主席弗拉季斯拉夫·赫姆斯特、中國作家協會外聯部副主任鄭磊、上海市作家協會專職副主席畢勝出席開幕式并致辭。
論壇設置主旨發言、大會發言與自由討論等環節，貫穿始終的是以文學為橋、促進中俄青年創作者深度對話的宗旨。中俄兩國作家與學者圍繞文學傳統與新時代語境下的書寫、反法西斯斗爭與文學中的民族記憶等議題展開交流，集中呈現了兩國文學互鑒的廣度與深度。除主會場活動外，中俄作家們共赴崇明創作采風并與當地作家舉辦文學沙龍，在上海市作家協會舉行座談和中俄詩會，讓這場珍貴的“十年之約”從校園延展到城市與江海之間。
一、以筆為橋：十年辛苦不尋常
中俄青年作家論壇由上海外國語大學鄭體武教授與俄羅斯作家協會外委會主席奧列格·巴維金攜手發起。自2015年在上海舉辦首屆以來，論壇先后于莫斯科、上海和圣彼得堡接力舉辦，今年再度回歸上海。十年間，論壇累計吸引中俄雙方120余人次作家參與。作為當下中俄作家間唯一的機制化文學交流活動，它在深化兩國人文交流、推動當代文學對話方面發揮了獨特的作用。
李巖松校長在開幕致辭中指出：“十年辛苦不尋常。論壇至今已舉辦十年五屆，在兩國文學界的影響日益擴大，不少參會者已成為文壇翹楚和中堅力量。同時，論壇在兩國作家之間增進了解、加深友誼和促進合作方面起到的橋梁作用也廣受好評。”他期待與會青年作家以文會友、創作出更多優秀作品，為中俄文學交流譜寫新的篇章。
赫姆斯特代為宣讀了俄羅斯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尼古拉·伊萬諾夫的賀信。賀信指出：“過去十年中，論壇已經成為中俄文學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品牌活動；中俄兩國是友好睦鄰，兩國關系充分體現了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精神。在‘中俄文化年’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的背景下，本屆論壇對于提升兩國人文合作、增進人民相互理解與友誼具有特殊意義。”
鄭磊代表中國作家協會外聯部在致辭中高度評價論壇十年來在促進兩國青年作家交流與互譯方面取得的成果。他指出：“這十年是中俄文學交流互鑒日益深化的十年，更是兩國青年作家以筆為橋、結下深厚情誼的十年”，并表示中國作家協會將繼續通過作品翻譯推廣等項目深化中俄文學交流，讓更多優秀作品走進彼此讀者的視野。
畢勝代表上海市作家協會向中俄嘉賓和青年作家致歡迎辭。他指出，論壇在十年間見證了“中俄青年創作者的攜手同行和互學互鑒”，并寄語與會青年，以論壇為契機加深相互了解，創作出“更多反映兩國人民心聲、增進兩國人民友誼的優秀作品”。
開幕式不僅是對中俄青年作家論壇“十年辛苦”的一次回首，也為下一個十年搭建了新的出發點。中俄青年作家將在這一平臺上持續攜手，書寫各自時代的經驗，讓中國文學與俄羅斯文學在彼此的語言、讀者與公共空間中，保持更為鮮活的在場。
接下來的主旨發言則進一步把中俄人文交流的宏觀愿景落實到更具體的經驗與機制之中，既回望已有成果，也展望了兩國青年作家合作與對話的廣闊前景。
作為論壇發起人之一，俄羅斯作家協會外委會主席巴維金回顧了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與中國同行推動中俄文學互譯與作家互訪的經歷。他指出：“文學是兩國人民之間建立起溝通的一座橋梁。每一座橋梁都需要相應的支柱，上海外國語大學和圣彼得堡大學的翻譯團隊正是中俄文學交流得以持續的重要支點。”他高度評價中俄青年作家論壇在深化友誼方面的作用，認為論壇堪稱“兩國人民友好的一個典范”。
另一位發起人鄭體武教授則從三個方面總結論壇的特點：一是始終把青年放在中心位置，成為目前中俄文壇唯一面向青年作家的長期交流平臺；二是注重扎實落地，每屆都會提前征集作品、結集互譯并在兩國重要刊物發表，讓參會作家的創作真正進入對方讀者的視野；三是十年來基本保持每兩年一屆的穩定節奏，在兩國作家協會等機構的持續支持下，論壇影響力和青年作家參與度不斷擴大。
長期致力于中俄文學交流的漢學家、圣彼得堡大學東方系常務副主任羅流沙（阿列克謝·羅季翁諾夫）教授把視角轉向中國文學在俄羅斯的譯介近況。他提到，中國文學在俄羅斯曾一度較為邊緣，其傳播經歷了“披荊斬棘”的過程。進入21世紀以來，尤其近十年，相關出版逐步實現躍升，既包括嚴肅文學，也包括網絡文學。莫言、余華等中國作家獲得俄羅斯重要文學獎項，中國文學在俄羅斯外國文學排行榜中的位次不斷上升，前景可期。
《莫斯科》雜志主編、俄羅斯作家協會理事弗拉季斯拉夫·阿爾焦莫夫則從俄羅斯文學內部談起，把焦點落在“文學期刊”這一獨特的文化現象上。他指出，自19世紀以來，期刊一直是俄羅斯文學生活的重要平臺，而在出版高度商業化的當下，雖有少數期刊堅持以藝術標準選稿，卻普遍面臨稿費偏低等現實困境。他由此呼吁社會重新重視文學期刊的文化作用，并切實提高作家報酬。
本次論壇的主旨發言將“文學之橋”的內涵具體化為幾根看得見的“梁柱”：既有兩國文學期刊仍在堅持的審美標準與公共性，還有以中俄兩國優秀譯者為支撐的互譯機制，以及高校、作家協會等單位的長期投入。正是這些牢固的基礎，使論壇得以順利走過“十年五屆”，并讓青年作家們的相遇不止停留在會場，更通過互譯與互刊真正進入對方的讀者與社會生活之中。
二、文學之光：中俄青年文學交流
文學常被說成“光”，它未必耀眼，卻能在信息涌動的時代將現實照亮，也讓不同語言的人彼此看見。正如魯迅先生所言，“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它照見人心深處的熱與痛，也留住一個時代的溫度。本屆論壇的大會發言，正是在這樣的“光”里展開。發言共分三場，分別由俄羅斯青年作家安德烈·安季平與上海外國語大學文學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張煦、中國青年作家魏思孝與俄羅斯青年作家葉蓮娜·安季波娃、俄羅斯青年作家伊利亞·卡拉梅舍夫與中國青年小說家郭爽聯合主持。發言圍繞媒介變局、文學傳統、歷史記憶等線索展開，集中展現了青年創作者對文學的新思考。
在城市化進程不斷加速、短視頻與人工智能迅猛發展的當下，“文學何為、為何書寫、如何書寫”成為許多青年作家的共同追問。戴縈裊強調“文學探尋人生的可能性，永遠服務當下，照亮前路”，表示在短視頻與AI時代仍堅信每個世紀都是文學的世紀，中俄青年文學交流正是共同守護“文學之光”的重要契機。栗鹿則思考在短視頻和AI使現實變得模糊的時代，文學如何繼續存在。她認為幻想是拓寬現實邊界的一種方式，寫作是在捕捉屬于心靈空間的現實，是“AI不知道的事”。
在媒介變局之外，幾位發言者把目光投向寫作的主體與語言的邊界。張瀅瑩談到，自己不信任影像，卻信任文字。她回顧女性寫作從被貼上“身體寫作”“細膩”“溫柔”等標簽到主動發聲的歷程，呼吁女作者跳出模板與“頁邊線”的規訓，持續尋找真正“說出自己的話的方式”。徐蕭從自己由東北小鎮到上海的經歷談起，指出自己這一代詩人普遍處于“無故鄉性”的漂泊處境。他主張在傳統與現代、鄉野與城市之間，以自覺的中國性書寫真誠地回應當下，將詩歌視為“面對時間”和“為偉大的不確定性而寫”的實踐。
一個寫作者的語言從來不是憑空長出來的，它總要在某種傳統里“蓄力”。發言中被反復提及的，還有中俄文學經典對個體文學與精神世界的塑形。周幼安認為中俄詩歌匯成一條雙向的精神航道，在“信息爆炸而意義稀薄的時代”持續滋養青年創作者。她回憶從白銀時代的俄羅斯詩歌入門，在“火山般噴薄的情感強度、近乎絕望的真誠”和中國詩歌的含蓄悲憫之間，尋找屬于自己的詩學立場。鄒勝念從“俄羅斯詩歌的太陽”普希金談到“月亮”阿赫瑪托娃，認為“苦難，成為在詩人代際間流傳的遺產”，她在重讀《致大海》等經典時重獲源頭性的歸屬感，也在自己的寫作中借大海等意象與俄羅斯詩歌傳統對話。郭爽則把目光投向契訶夫：他以抒情與象征寫盡每個時代的新與舊，讓個人紀事超越家庭編年史，成為一代人的悲歌。她由此談到，《三姐妹》《櫻桃園》等戲劇如何成為自己在小說《九重葛》中書寫中國語境下家族與時代興衰的重要范本。
文學不止是書頁與屏幕上的文字，更是文化記憶的容器：獨特的歷史、山川河流與氣候，都會在語言里沉淀成一種看世界的方式。多位青年作家正是由此談及文學中難以替代的民族性與精神底色。童作焉認為，俄羅斯詩歌一方面扎根民族苦難和歷史，是黑暗中的光明載體，另一方面又將本土經驗提升為人類共通情感的“世界寫作”，令本土敘事獲得了普世意義。龔萬瑩以“俄羅斯文學就是一場雪地奔跑，寒冷中帶著熱切”形容俄羅斯文學帶來的震蕩與安慰，并以“奔跑的人”為隱喻串聯起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布爾加科夫等作家。瓦爾瓦拉·扎博爾采娃借謝爾金短篇《僅供消遣》呈現俄羅斯北方文學的精神氣質：白海孤島上，兩兄弟在死亡面前“平靜而寬宏”，在砧板上刻下“僅供消遣”的字樣，把劫難化作對生命與美的禮贊。魏思孝則從戰爭中的普通人切入，重讀巴別爾以蘇波戰爭為背景的小說《騎兵軍》，指出那種冷靜而精確的敘述直抵戰爭的殘酷，讓“生命之輕”無需煽情也足夠刺痛。
今年適逢中國人民抗日戰爭、蘇聯偉大衛國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站在這一共同的歷史刻度上，中俄兩國在并肩抗爭中付出的巨大犧牲，塑造了相近的價值底色，也為互譯與對話提供了最堅實的落點。當親歷者漸行漸遠，寫作便承擔起替時代“記住”的責任——不僅保存悲愴，更讓記憶轉化為對和平薪火的守護。安季波娃以二戰時期的民歌、詩歌、寓言等為例，比較中俄在戰時重新喚起民間口頭創作傳統的相似經驗，強調民間創作是民族意識的重要載體，并指出“對各自民族文化的敬畏之心以及用文字表達情感與愿望的悠久傳統將我們緊密聯系在一起”。亞娜·伊什穆哈梅托娃回顧中俄反法西斯文學與互譯傳統，指出共同的斗爭經歷在兩國作品中凝聚為若干一致性的母題——保衛祖國的道德義務、面對苦難的堅韌不屈、對法西斯暴行的嚴正控訴。她強調文學既是保存史實的見證，也是抵制遺忘與篡改的文化防線，并在持續的出版與交流中充當跨文化對話的紐帶，承載歷史記憶與團結共識。
此外，奔薩國立大學“文學與文學教學法”系主任安娜·季馬科娃梳理了本屆論壇俄方青年作家的作品，指出當代俄羅斯詩歌在戰時經驗、北方記憶與宗教意象中持續追問生活的意義，尋找自身在世界的位置，并強調世界依然以愛運轉，但在當代抒情詩的鏡像中，它已“比愛更博大”。卡拉梅舍夫以他發起并編纂的圖書《我們的全部：50位當代作家評述50位俄羅斯散文經典大家》為例，反思俄羅斯青年作家對中國文學缺乏了解的狀況，呼吁中國同行編寫由當代作家評述本國經典的選本，將“能代表中國文學精華的所有經典大家”介紹給廣大俄羅斯讀者。
本屆論壇的大會發言更像是一場青年作家們的“集體自我追問”：我們為何仍然需要文學？我們正在怎樣的世界里書寫？又該如何書寫？我們欣喜地看到，中俄青年創作者們既不回避時代的創口，也拒絕陷入抽象的悲觀，而是從戰爭書寫與日常生活、從經典傳統與技術沖擊的交匯處出發，為語言重新劃出一塊屬于人的精神領地。正如多位與會作家所指出的，中俄文學在關注普通人的命運與尊嚴、追尋愛與信仰時呈現出高度一致的價值取向，也正是這種相近的精神內核，為彼此的理解與對話提供了更牢固的基礎。
相對于大會發言的集中陳述，自由討論以即席問答的形式展開，氣氛熱烈而深入，話題從寫作生態延展到審美差異、古典傳統與現實壓力。這一環節由中國青年詩人童作焉、俄羅斯青年詩人丹尼斯·卡爾諾夫主持。參與討論的，既有成長于網絡時代的青年作家，也有經歷體制轉軌的前輩詩人；既有來自莫斯科、圣彼得堡、上海等大城市的寫作者，也有來自俄羅斯邊陲小城、中國海島與普通城鎮的聲音。
首先被推到桌面上的，是“寫作生態”這一現實前提：誰在寫、寫給誰、又如何被看見。季馬科娃從本次與會作家作品選編出發，好奇中國詩歌與小說寫作者的體量與分布。徐蕭回應稱，就上海而言，小說、散文等文體作者確實多于詩歌；但放眼全國，詩歌寫作者與愛好者群體龐大，難以準確統計。短視頻等新媒介擴展了寫作與傳播的渠道，卻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流了詩歌讀者，因此寫作者更需要回到具體生活現場，與人的真實處境重新建立聯系。
在此基礎上，討論自然轉入“文學如何呈現世界”。格里高利·舒瓦洛夫指出，不少中國詩歌偏向內省與靜觀，而俄羅斯傳統常通過抒情主體與外部世界的沖突與博弈來呈現“一種不斷運動的生活”。馬克西姆·別索諾夫補充道，中國作家常細密呈現人物的內心活動，所關切的不僅是自我，更是自我所置身的世界。龔萬瑩則表示從俄羅斯文學中感到一種向上的張力——在“內心的挑戰”與“外在痛苦的擊打”之間，寫作者仍會抬頭看向更大、更高、更遠的存在。
談及個人寫作靈感的源流，郭爽提到《山海經》等中國古典敘事的豐沛想象，認為“想象力對現實的超越”在某種意義上為現代寫作提供了穿越困境的路徑，也撫慰人的孤獨。栗鹿回憶童年閱讀俄羅斯童話繪本《霧中的刺猬》的體悟，坦言自己的語言曾被這些故事悄然塑形，而后來在阿斯塔菲耶夫的《魚王》中，她又在“陌生的語言”里辨認出一種令自己無比親切的聲音。
當討論觸及作家身份與現實壓力時，有中國作家詢問俄羅斯同行如何在高消費時代維系寫作。扎博爾采娃坦言：“我首先是熱愛文學、熱愛寫作的人，然后才成為了一名作家”，是否以寫作為主業并不妨礙在生活中持續觀察、積累素材。老一輩詩人代表阿爾焦莫夫則回顧從蘇聯時期相對穩定的文學體制，到90年代后市場化帶來的壓力變化，直言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學過度向商業化傾斜會削弱對民族性的感知，并強調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穿什么、吃什么”這些表層的異國情調，而在于作品中持續散發的一種精神氣質。
三、崇明之行：江海交匯，文心共鳴
12月2日，中俄青年作家代表一行乘車前往上海生態腹地——崇明島。車輛經上海長江隧橋駛向江海交匯處，窗外江面開闊，遠處偶有三三兩兩的水鳥掠過水面。它們，也像是追隨十年航程的一支“小隊”，為來自遠方的寫作者指引著新的岸線。
采風的首站是位于長江口中華鱘自然保護區的“中華鱘夢園”，崇明區委宣傳部副部長、區文化和旅游局局長、區文聯主席倪向東專程陪同參觀。作為“長江口生態衛士”，園區以保護中華鱘這一瀕危珍稀物種為核心。走進展館，首先映入眼簾的便是“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紅色標語。講解員從這里展開介紹園區“救治—繁育—野化—放流”的全鏈條保育體系，羅流沙教授全程翻譯。隨后，代表團近距離觀摩養護水箱中不同體型的中華鱘：一尾尾大小不一的鱘魚在如夢幻般的藍色水體中緩緩游弋，恍若一封封從遠古寄來的信。這些“水中活化石”也仿佛標注出時間的刻度：它們在人工的守護下回歸自然，在江海之間綿延生息。在這里，“生態文明”也不再是抽象的觀念，而有了可見、可感的生命形態。
隨后，作家們來到布布瀛非遺文化基地，走進崇明土布傳統紡織技藝的傳承現場。園中楓葉正紅，室內陳列著幾張近百年歷史的斜織機，木質構件已被歲月磨得溫潤。阿爾焦莫夫在當地土布傳承人手把手的指導下，俯身轉動木質紡車的搖柄。細線在兩位白發老者的指尖間被一點點拉出、纏繞，把遠道而來的客人與江南舊時技藝悄然“縫”在了一起。交流之中，當地向導也特別介紹了非遺項目在鄉村振興中的多重意義：一方面讓傳統手藝以更現代的方式進入日常與市場，帶動文旅融合、就業與增收；另一方面也讓鄉村文化記憶獲得新的載體，在更新的生活方式中代代延續。
其后，代表團深入新河鎮實地探訪，親眼見證中國式“美麗鄉村”建設的當下圖景。作家們漫步于庭院與村道之間：雅致的二層民居、整潔的村道景觀、便捷的利民設施與花木掩映的竹籬小院彼此嵌合。這里既保留鄉土肌理，也吸納現代治理經驗，使“宜居、宜業、宜游”從宣傳語變成可以落腳的現實。俄羅斯代表們興致勃勃地在農家的橘子樹間穿行、駐足留影，感受俄羅斯冬日里少見的綠意與暖色。來自西伯利亞卡扎爾基鎮的青年作家安季平感慨道：“這里的鄉村和我們俄羅斯的鄉村迥然不同，它激起了我們的創作欲望，也讓我們對中國的時代變遷更加好奇。”
下午，代表團前往新河鎮黨群中心參加主題為“江海交匯·文心共鳴”的中俄作家文學沙龍。沙龍由上海市作家協會創作聯絡室副主任楊繡麗主持，崇明作家協會會員及《春蠶》雜志二十多位作者代表一同參與。崇明區委常委、宣傳部部長陳立俊致歡迎辭，他介紹了崇明作為長江口“綠色明珠”的生態與人文底色，并期待來訪作家在江海之濱收獲靈感與友誼。《春蠶》雜志主編施躍鳴隨后介紹這份扎根海島的文學刊物，強調其長期關注并扶持本土寫作者，記錄時代變遷中島民的生活與情感。鄭體武教授則手持《莫斯科》雜志，代主編阿爾焦莫夫介紹這本以發表文學作品與文化評論著稱的文學期刊。
以崇明“東海瀛洲”的地理文化意象為引，代表們從島嶼生態談到鄉村記憶，從兒童和民間文學談到地方敘事與當代生活的聯結。多位青年作家分享了此次采風的觸動：周幼安等中國青年作家表示，這是第一次來到崇明島，也在與俄羅斯作家并肩行走、面對面交談的過程中，建立起更多文化層面的聯系。來自伏爾加河流域雷賓斯克的卡拉梅舍夫講述了此行獲得的中文名字“梅山”，源自中國當代詩人張棗《境中》中的句子——“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滿了南山”。扎博爾采娃感嘆中國海島鄉村冬日的生機，并現場朗誦自己描寫故鄉的詩歌《北疆冬日》：“北疆冬日，皚皚無垠，六月夜穹，茫茫無邊，/大海——不知是否刻意——也稱作白海，/此生愿以素白，重新展開……”在不同語言詩歌的韻律之間，崇明之行也實現了它最樸素的意義：把江海之濱的所見、鄉土之中的溫情，化作可以互相遞送的詞句與記憶。
四、“結營的鳥群飛向蒼穹”——訪問上海作協暨中俄詩會
12月3日下午，中俄作家代表則來到位于靜安區巨鹿路675號的上海市作家協會。銀杏尚未被初冬褪去顏色，濕潤的地面灑著斑駁的金黃。步入會議室，陽光透過繪有紫色葡萄的玻璃窗傾落在屋墻的作家畫像上。
在親切而莊重的氛圍中，中俄作家圍坐一堂。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著名作家孫甘露首先致歡迎辭。他高度評價中俄文學交流的悠久傳統與現實意義，指出此次論壇不僅為新時期兩國青年作家對話搭建了重要平臺，也是兩國文學友誼與人民情誼的生動見證。隨后，他簡要介紹了上海市作家協會的發展沿革，提到“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許多名家、大家都曾在此工作”，始終是培養優秀作家的園地。
接著，上海市作家協會外事處處長胡佩華介紹了在座的作協成員，并重點推介了由上海作協主管的兩本文學期刊《收獲》和《萌芽》——前者承續巴金先生所奠定的傳統，以穩健的筆鋒沉淀當代文學的重量；后者則面向青年寫作者，以發現新人、催生新聲為己任。隨后，《收獲》副主編李小林與《萌芽》副社長呂正分別補充兩刊的用稿取向與編輯原則，進一步勾勒了它們在當代中國文學版圖中的位置與作用。
俄羅斯作家協會外委會主席巴維金表達了對上海這座城市的喜愛，以及對中俄文學合作前景的樂觀期待。隨后，他逐一介紹在座的俄羅斯青年作家代表，笑稱其中一些作家已不止一次參加論壇，可謂上海作協的“老朋友”。此外，本屆俄方代表來自不同地域與不同行業：有高校系主任、中學教師，甚至還有物理學家——“是對文學深沉的熱愛把他們匯聚到一起”，巴維金動情地總結道。
在自由交流環節，阿爾焦莫夫以文學期刊主編的經驗，談到全球化和媒介變革對傳統紙質期刊帶來的壓力：傳播手段愈發便捷的同時，也在不斷蠶食傳統讀者和寫作者的陣地。他邀請中方作家和編輯共同思考應對之道。徐蕭認為，文學寫作的不確定性本身也包含了寫作對象和寫作環境的不確定性，當下的困境或能激發更鮮活有力的表達，因此更需在變動中堅守文學初心。李小林則結合《收獲》的辦刊實踐，分享了通過長期培育與期刊氣質契合的作者群體、建立長效溝通、不斷吸納新作者的經驗。最后，中俄雙方互贈各自的刊物。這些帶有溫度的紙本，是一份帶得走的紀念，也是下一次會面的“請柬”。
傍晚，本屆論壇在上海市作家協會中廳舉行的“結營的鳥群飛向蒼穹”中俄詩會暨閉幕式里落下帷幕。孫甘露主席在致辭中回憶，這里曾多次迎來俄羅斯文學翻譯家與作家朋友，因而在此舉辦詩會別具意義。他還追述了自己參與并見證論壇初創的往事，以及早年訪俄的經歷——循著普希金、帕斯捷爾納克等詩人的足跡走進他們的生活與文本，感受俄羅斯文學深處的民族性與精神氣質。言畢，他把時間交還給詩與詩人們。
詩會是中俄青年作家論壇的慣例活動，今年尤顯特別：年逾古稀的阿爾焦莫夫以老一輩詩人的身份出席，與青年詩人同場互動，形成兩代詩人跨時空對話的珍貴場景。本次詩會的標題正是援引自他的詩歌《瘟疫》：
結營的鳥群飛向蒼穹，
洗劫了我，摧毀了我，——
我失聰，聽不見有隱喻的聲音，
我失聲，說不得有韻律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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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在游蕩，可我還能做什么，兄弟們？
只能仰望天空，等待春天，
我相信，那些鳥兒終將歸來，
被奪走的一切，它們終將歸還。（周一夫譯）
本次詩會由舒瓦洛夫、周幼安與張煦共同主持。中俄詩人兩兩結對成11組，先各自朗誦原創詩作，再由對方朗誦譯文。俄語韻腳的起落與中文節奏的停連，在同一間屋子里和諧地“奏鳴”。當然，每一首譯詩背后，都有譯者在兩種語言之間反復推敲的身影。他們，也是為這場“十年之約”默默護航的人。詩會間隙，上外俄語語言文學專業碩士生劉茜以古箏先后演奏《雪山春曉》與《紅莓花兒開》。同一件樂器在兩支民族旋律之間自然切換：前者如高原春雪初融，清冽悠遠；后者像田野小河邊的歌聲，親切明亮。而音樂與詩歌，在本質上共享同一種節奏，無形，卻直抵人心。
在朗誦與對話之外，詩人與作家們也不斷在精神層面“對讀”。阿爾焦莫夫在發言中引用了孫甘露先生被譯成俄文的先鋒小說《憶秦娥》中關于“記憶”的片段，頗為驚奇地表示這與他此前的創作簡直“不謀而合”。徐蕭則特別講述了自己詩作《費爾班克斯142路與勞作》中那輛公交車的來歷——它原本被停放在林中，作為流浪漢和無家可歸者的臨時庇護所，而在他看來，文學正如同這樣一座庇護所，為所有熱愛文字的“漂泊者”提供心靈的棲居地。周幼安則借由伊什穆哈梅托娃的詩歌《真正的相遇發生在告別之時……》抒發了感想：“我們在這個冬日相聚，既用詩歌取暖，也用詩歌為所有的相遇送別。”
在詩歌的余韻中，中俄青年作家們紛紛擁抱致意，用最樸素的話語表達欣賞與不舍。別索諾夫略帶哽咽地說道，前不久他剛辭去了穩定的中學教師工作，正處在游移與不安之中，而這次論壇給了他意料之外的鼓勵，讓他在結識志同道合朋友的同時，也更加堅定了繼續寫下去的決心。喜歡老舍的伊什穆哈梅托娃在龔萬瑩等中國作家的幫助下，收獲了“月牙兒”這個中文筆名。臨別之際，這位來自烏拉爾地區的“月牙兒”含淚表示，從未想過能在遙遠的中國遇見如此心意相通的“兄弟姐妹”，這片熱情的土地與短暫而緊密的相聚，將成為她珍藏一生的回憶。
作為中俄青年論壇的發起者之一，鄭體武教授在閉幕式上作總結發言。他感謝各合作單位的支持，以及組委會、志愿者的細致工作，也為作家們展現出的才華與真誠所感動。他表示，論壇走過十年，靠的是一屆屆把事情做實，并期待未來繼續以穩定、務實的平臺，讓這份跨越國界的文學情誼長久延續下去。
五、余波：“一股生活的激流在動蕩”
十年來，中俄青年作家論壇從上海出發，往返于莫斯科河、涅瓦河與黃浦江畔，已經成為兩國文學往來中一條穩定而開放的航線。而近一個世紀以前，同樣在上海，熟稔俄羅斯文學的巴金先生寫下《激流三部曲》的序言，“我無論在什么地方總看見那一股生活的激流在動蕩，在創造它自己的道路，通過亂山碎石中間。”今天，這條連接三座城市的文學航線，正是在各自“生活的激流”中艱難開辟的一條共同水路，在時代的碎石間尋找通向他者的可能。
與以往幾屆一樣，本屆論壇再次見證了友誼在文學之上的生長。許多俄羅斯作家第一次來到中國，第一次與中國同行面對面交談，對城市風貌、讀者面孔以及當代中國文學都感到新鮮而好奇。不少中國作家則從青年一代的俄羅斯詩人、小說家身上，看到了經典傳統在當下的延續與變奏。還有一個事實也一次次被印證——中俄文學雖根植于不同的歷史與土壤，卻在對個體命運的關懷、對苦難記憶的書寫以及對未來世界的追問中息息相通。從戰時記憶到城市化進程，從“無故鄉性”一代的迷惘到短視頻與人工智能對書寫的挑戰，大家談論的不只是各自的寫作方法，更是在不斷求索：文學如何在今天繼續說話，又如何被另一種語言真正聽見。
本屆論壇并沒有給“文學何為”“如何書寫”等問題畫上句號，而是把它鄭重地交還給每一位參與者。也許，正是在一次次“結營”與再出發之間，在每一個與書頁和文字為伴的日常里，中俄青年作家將繼續證明：只要還有人執著地寫下句子、還有人認真地把它譯成另一種語言，文學的鳥群就不會真正失散。它們會沿著這條在十年中一點點顯影的航線，不斷分散、停駐、再度起飛，終在更高的天空匯合，帶回曾經從我們身邊飛走的光與回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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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王思齊、張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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