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7月29日11:55 來源：現代中文學刊 關聯作家：孫甘露 點擊: 次
仔細想想，由我來編《為什么要讀孫甘露》，實在不那么合適。理由當然有很多，但最根本的是，隨著我對孫甘露作品（包括隨筆、訪談等）及其相關研究論文（包括批評文字）閱讀數量的增多，越來越覺得準確而全面地把握孫甘露其人其文恐非我所能，當初應承編輯此書的沖動和自信因此而一點點地減少。當然，我清楚，編輯一個作家的研究資料是文學史和文獻學意義上的行為，一定程度上說，可以與對該作家的理解進行切割處理，但是，在心底里，我并不認為那樣的做法是合適的。如果一個研究者對其所要研究的作家作品缺乏根本的把握能力，怎么可能對該作家及其作品在文學史上的位置有正確的定位？由此又如何把握那些已有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他又將根據什么來準確判斷這些研究成果對作家作品的評論是否具有文學史和文獻學的價值呢？
但世間偏就多陰差陽錯的事，便再添一個也無妨。更重要的是，孫甘露不僅為當代漢語寫作提供了一個獨特的經驗，而且，當我們將這一經驗置于當代乃至現代中國的文學史，以及文化史的脈絡中把握的時候，它就并非只屬于孫甘露個人所獨有，尤有甚者，孫甘露與其所寄居的這個城市——上海之間的關系遠未得到充分的認識，我想，這個關系實際上是一個多維交織的網狀組織，孫甘露則是諸維匯聚、纏繞的那個“結”，譬如作為觀念、形式和方法的先鋒與都市經驗的關系，這其中特別要強調的是，先鋒小說顯然并非文學實驗的純粹形式探索，而應該將其擴大、深入到精神、氣質，以及感知方式等層面。雖然從90年代后的研究成果看，對孫甘露的寫作與上海的都市想象已經有一定程度的重視，但似乎并未全面展開。在都市化全面推進的今天，在上海更快地躋身全球化城市的當下，這一點理應有相應的關注。更進一步說，上海的歷史和現實，乃至未來，在在都極其緊密地與整個近現代及當代中國相關聯，因此，生長于這個城市的文學也就不能簡單地視為個人性的成果，而是關乎中國文學“現代化”走向的重要參照，說得極端一點，這個城市的任何一個作家及其寫作都可以看作中國20世紀以來文學某一或某幾個時間段的縮影。更何況是孫甘露這樣的作家。于是懷抱著忐忑，更多的是，對寫出了那些我難以把握的作品的作者（孫甘露先生）的敬畏，對寫出那些評論和研究文章的批評家、學者，當然，還包括那些孫甘露的訪談—對話者的羨慕，繼續努力地讀，想，并選擇著，直至最終完成該書的編定，并期待此后更深入、更全面的研究。
實際上，這個選題早在2007年年底就定下來了。2006至2007年，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了孫甘露作品的系列，將早先的作品重新輯集，又將新作添加進來，裝幀設計成一套單是從視覺上就頗有先鋒特色的作品集。我看了，很是喜歡。不記得什么別的事/場合，見到時任上海書店出版社的社長、總編王為松兄，也不知怎么就談起由出版社與我就職的同濟中文系合作主辦孫甘露作品討論會，后來又由為松兄請動上海作協。于是有了名為“開端與終結：孫甘露與80年代先鋒文學的命運”的會議，時間是
選題確定了，按理應該就可以著手做，可那時孫甘露向外界透露的新長篇寫作進展似乎頗為順利，也就想等到新作面世后一段時間再著手，以便盡可能地蒐集更全面、更完整的資料，以期呈現一個最新的研究成果。無奈，一個堅持文學探索是“比緩慢更緩慢的工作”的作家，在一定程度上說，其寫作過程就是一個無限延宕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對書寫的幾乎所有方面的極致追求始終在與預先設定的時間的計劃相搏斗，而其結果幾乎總是對時間的完勝，換在“時間”的立場上說，無往不勝、無堅不摧的、一個被視為現代之鐵律的“時間”，在如此堅決的追求意志下，終于慘敗了。在這個意義上，孫甘露的寫作行為本身就構成了對現代性的頑強抵抗。然而，孫甘露和孫甘露式的寫作的勝利結果便是這本研究資料集的拖延。
如此交代自然包含了為我自己的疏懶辯解的意味，但實在地說，我喜歡這“比緩慢更緩慢”的孫甘露式的寫作方式，更嚴格地說，它是一種精神，當這種精神在越來越廣的層面成為越來越多的人們的生活方式的時候，我想，那時的世界一定比如今可愛。
且請允許我繼續這強作解人的勾當。對理解孫甘露而言，在他所有的文字中，就其直接性而言，我覺得，也許沒有比這篇短短的《比“緩慢”更緩慢》更合適的了。“緩慢”關系速度和效率等現代概念，更準確地說，是反現代的概念。仔細想一想，“緩慢”中其實包涵有停頓的意味，只有停下來才能達致真正的舒緩。但停在哪里呢？當然是停在此時此地。于是，此時此地就成為一個點。但這個點乃是國畫中飽蘸墨水的筆不經意間落在宣紙上的豐潤充盈的點，充滿著向外的內力（抽象派畫家康定斯基在《論藝術的精神》中對“點”有很精彩的論述，雖然他說的是西洋畫點線面的“點”，其理一也。但我們也還是能體會，無論如何，西洋畫布上的“點”，其豐潤根本無法與宣紙上那一點相提并論）。雖是向外，卻又讓人強烈地感受到外部的迫壓和內里的凝斂。于是，從凝斂的內心出發，走向遙遠的回憶；當回憶被精致地編織成語言文字，也就是它向外的實踐，無論其力量大小，但必須承認它是一種實踐，只要實踐在持續，無論其多么緩慢，日積月累，就必然生成力量。這力量既源源不斷地供給著自身，也為同道提供滋養。
“緩慢”是身體的一系列動作以富于節奏和韻律的方式呈現的姿態；“緩慢”是心靈以秋夜的水氣凝為露水的方式面向世界，接受消息，再返回自身的過程；“緩慢”是老牛吃食、反芻的形象，仿佛經歷了一切似的，于靜默中體驗剎那和永恒，在不變的動作中含其英咀其華；“緩慢”是明鏡似的秋水，沒有波光，只有透澈；“緩慢”是觀照白云蒼狗、滄海桑田最美妙的姿勢；但“緩慢”不是老僧入定式的看破紅塵；“緩慢”是疾風暴雨后選擇并練就的品質；“緩慢”是吐絲結繭；“緩慢”是抽絲剝繭；“緩慢”是回憶最妥帖的形式；“緩慢”是平靜應對現實的有效姿態；“緩慢”是進入未來最優美、從容的身影，因此，“緩慢”是最優雅的優雅……
無需再班門弄斧，鸚鵡學舌，這自然是對孫甘露的拙劣模仿，而我也已經詞窮。但我還是要說，這個拙劣的模仿是我對孫甘露及其獨特表達方式的理解。而且，我的模仿也是為了表明，《信使之函》的表達并非如批評所說，是語詞的堆砌，是空洞的能指。我想它是孫甘露以詩人的筆致，更重要的是以曾經的郵遞員的感受，在極其出色的詩的想象力的催動下，所表達的對“信”所關聯的無限可能性的遐想和冥思。
“信”曾經在我們的生活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無論是個人及其家庭的生活，還是集體、民族、國家等等，在電報、電話普及之前，“信”幾乎是連接兩個不同空間的人（群）最重要的手段。“信”在中國的傳統中更直接地與情感生活緊密相連，無論是家書還是情書，文人墨客正是在這一點上才賦予其濃郁的詩意。即使在電話普及的時代，仍然有很多人固執地以“信”的形式彼此傳達情意，傳遞消息，互通有無。這種看似簡單的書寫、投遞、收閱，其實于人心、人情乃至社會都有莫大的意義。有意思的是，如今手機和網絡普及，誰還在寫信？誰還能讀到親切得令人感覺不到距離的信？據政府有關部門統計，現在，原來被稱為“信”的東西越來越多的是廣告，它們也有一個專門名詞：垃圾郵件。可以預言，在不久的將來，“信”將永遠消失。世界上再也沒有幸福的寫信人，更沒有幸福的讀信人。
寫信、讀信的人是幸福的，但信使是孤獨的。孤獨的信使在街道和弄堂中孤孑地穿梭，想象著別人的幸福，當然，那其中一定也有痛苦，甚至有不少就是噩耗。但也許，正是這樣春夏秋冬、日復一日的穿梭和行走，培養了敏感的信使杰出的想象力。
而且，我甚至覺得孫甘露之所以如此擅長并喜用各式比喻，尤其是隱喻，也與其信使的經歷有關。隱喻為詩人所喜愛，自然與其含蓄、曲折且充滿詩意有關，但作為修辭手法的隱喻需要敏感而豐富的感覺力和想象力則也是不爭的事實。作為表達方式的隱喻，其意義的生成過程看起來很簡單，從A到B，從此處抵達彼處，其間的過渡、轉換和連接被隱藏了，就如同信使所做的工作。絕大多數幸福的收信人并不會給信使特別的酬謝，一個微笑已經很難得。信使是被忽略的，然而卻是必不可少的。孫甘露作為曾經的信使在他的寫作中也仿佛一個信使，向我們送來數不盡的隱喻，自己卻并不現身。我們就如同幸福的收信人，讀著珠玉遍地的信，但我們常常忘記信使。被忽略的信使于是愈加孤獨。所以，隱喻中其實既包含聯系，同時也隱蓄著疏離。
“街道和弄堂”是另一個重要的概念，對上海而言，更是如此。現代都市無疑是產生疏離的重要原因，而郵遞員這樣的職業也許更充分地體驗到這一種現代情感。一個鄉村郵遞員顯然不可能有這樣的感受，因為他原就屬于這一片土地，即便最初并不熟悉這兒的四里八鄉，但隨著職業活動的持續，也因著鄉里鄉親、家長里短的彼此了解，他反而多了一份更深入的熟悉。可都市里的郵遞員因著都市原本就有的陌生感，更兼彼此不易打開的話題和心扉，就只剩下對每日走過的街道和弄堂的熟稔。于是，不可避免地走向內心；同時，與內心的對話也需要語言，于是對語言的關注和省思成為必然的結果。
有論者將孫甘露稱為“漢語中的陌生人”，的為確論，也讓我想起現代漢語寫作史上的另一個人——廢名。在語言上，兩者對陌生化的追求，對漢語表達的可能性的開拓，對詩意的執著，對小說之為故事的反抗等等都可以彼此映襯。就如德勒茲援引普魯斯特的話所說，“正如普魯斯特（Proust）所言，作家在語言中創造了一種新的語言，從某種意義上說類似一門外語的語言。他令新的語法或句法力量得以誕生。他將語言拽出慣常的路徑，令它開始發狂。”[1]德勒茲顯然是在普遍性的意義上強調作家與語言的關系，而且多指一流作家。同時，德勒茲對現代主義的關注也是他如此言說的重要依據。可我們很難說廢名是先鋒派，是現代主義者。為什么孫甘露會成為現代主義者？我想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恐怕就是他居住的城市。
很多西方學者都已經闡述并證明了現代主義與大都市之間的關聯。雷蒙·威廉斯對此也有論述。在一般的層面上，“……并不是對城市及其現代性作出回應的一般主題，才構成了可以被恰當地稱為現代主義的東西。在大都市變化著的文化環境之中，它倒是這場運動的藝術家們和知識分子們新的、特定的場所。//由于許多社會的和歷史的原因，19世紀下半葉和20世紀上半葉的大都市，變成了一個全新的文化維度。……它是新的社會關系、經濟關系和文化關系開始形成的場所，超出了城市和國家較老的意義：一個事實上要在20世紀下半葉得到擴展的獨特歷史階段，至少有可能擴展到全世界。”[2]他同時還指出，“現代主義轉移的關鍵文化因素是大都市的特性：在這些總的條件中，但接著，甚至更加決定性地，是在它對形式的直接影響方面。形式方面創新的最重要的一般要素，是向大都市移民的事實，而不可能太經常地在這種準確的意義上強調有多少主要的創新者是移民。在主題的層面上，這一點以一種明顯的方式構成了陌生和距離（的確還有異化）的各種要素的基礎，它們如此經常地形成了貯藏的一部分。但是，決定性的審美效果是在一個更深的層面上。”[3]在這個意義上，大都市及其所產生的現代主義帶著明顯的普遍性，而這一普遍性正好與普遍主義訴求極其強烈的80年代中國的氛圍相吻合，兩者一拍即合。但在時過境遷后的今天，越來越多的人也逐漸地認識到威廉斯當初就已經明確指出的事實：大都市“在最早的階段中，這種發展與帝國主義有很大的關系：由于財富和權力有磁性地集中到帝國的首都，以及同時出現的世界主義者接觸到各種從屬文化的廣泛多樣性。”[4]就上海而言，還不僅僅是帝國主義，而是作為帝國主義殖民地的大都市。這一點常常被上海研究所忽略。
當然，威廉斯所論是已經成為現代文化史思潮的現代主義，而不是針對興起于80年代中國的現代主義思潮。但大都市與現代主義的關聯，就其本質來說，無疑是相通的。然而，我們仍然不能忘記威廉斯的告誡，“大都市發展的力量不應被否認。它的解放與異化、接觸與陌生、激勵與標準化的復雜過程的令人興奮和挑戰，依然有強大的效力。但是，再也不能把這些特定的、有蹤可尋的過程表現得似乎就是普遍性，不僅在歷史中不可能，而且它也不可能在歷史之上并超越歷史。”[5]也就是說，作為一般形式的大都市及現代主義與現代性互為表征的關系具有一種普遍性，但在具體的歷史情境中必然存在差異性，也必定有各自的獨特性。對第三世界的上海而言，這一點尤須強調。
更進一步說，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上海經歷了社會主義工商業的改造，以及城市空間的改造和生產。有意思的是在80年代的文壇和思想界，這一點常常被有意無意地遺忘，對普遍性的訴求與渴望接軌世界（西方）奇異地表現為對新中國前的舊上海的懷舊風，更有此后學術界在北美漢學之一點的上海學推波助瀾下的狂熱跟進，使懷舊風愈益熾烈。1949年至80年代發軔前，上海作為社會主義城市的三十年的歷史被嚴重遮蔽。這一情況要到90年代末至新世紀才略有改觀。
在這個意義上，孫甘露的寫作，無論其是否寫到上海，還是其看似非常先鋒的語言實踐，理應置于近代以來的上海史背景和脈絡中進行考察，而且這其中尤須強調1949年前與后兩個不同時期的上海之于其城市書寫、小說創作及散文、隨筆寫作之間的內在關聯。譬如小說，我們就得探討其形式與這個城市的表現形式之間的對應關系，包括他對小說是什么的理解。孫甘露非常固執地堅持小說不是故事，中庸一點，我們起碼可以說，小說絕對不只是故事。在孫甘露，他找到的是他認為最貼合自己和自己所理解的這個城市的小說的形式。我們沒有理由質疑這一點，也沒有理由忽視它，而不去深入研究它。這個城市曾經產生過鴛鴦蝴蝶派，但也曾經有茅盾；新感覺派完全誕生于此，即使有日本等外來因素的影響，但它絕對只屬于這里；魯迅最后的十年與這個城市的關系尚未得到仔細而深入地研究；這個城市還曾經有過胡萬春這樣的工人作家；如今，這個城市有王安憶，陳丹燕；孫甘露也屬于這個城市。這才是城市應有的包容和多元。我們甚至可以說，沒有孫甘露的上海，就不可能被稱為真正國際化的大都市，即使我們并不喜歡那樣的上海。我甚至覺得，像《島嶼》、《邊境》這些作品，既是孫甘露以詩化的語言嘗試激活那些被現代化和都市化“污染”的語詞，重新賦予其詩的意味的努力，同時，這樣一些空間的意象和隱喻都是這個城市賜予他的禮物，也是另一種視角下的這個城市的景觀。
也是在這個意義上，孫甘露會對奈保爾這樣的作家情有獨鐘。不必多么學術化的論證，一個早就深刻領會到“此地是他鄉”的詩人、小說家，不可能對奈保爾沒有感覺。也因為此，孫甘露才會說，“過去的上海當然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過去的時代，它對今日的上海人來說是具有特定含義的，它有一種緊密的上下文關系，它是由今日文化的境遇來界定的，它是歷史環境的產物，而這中間，社會主義改造和文化革命從相似的角度對此起了一種催生作用。人們懷念的是一種不可見的生活方式，它的動力來源于它的虛幻，它的無處不在和它的無處可尋。”（《比緩慢更緩慢·隱去名字的酒吧》）孫甘露其實一直在閱讀，既在讀書，也在讀這個城市，兩者互相發明，將感受和理解推向更深處。這樣的情形下，孫甘露沒有理由不繼續為這個城市書寫，我們也沒有理由不期待更加精彩的孫甘露。
最后，要感謝為松兄將這個任務交托給我，感謝甘露老師慨允由我來承擔這個任務，感謝羅崗兄、文尖兄的指點和幫助，特別是羅崗兄請他在美國和日本的學生搜羅有關海外的研究成果，為的是能夠呈現給學術界和甘露老師的粉絲們一個更完整的資料集。遺憾的是自己雖勉力為之，也還是多有不如意處，自然，這責任應由我一人承擔。最后一個需要交代的是研究性選文均為論文，舉凡專著、文學史類的相關論述概不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