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8月26日17:55 來源：新文藝 作者：金理 點擊: 次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曾命名過一類“才學”小說，以小說見才情。夏志清討論過“文人小說家”，“他們的風格不以平鋪直敘為足”，每每插些詩詞曲賦、寓言神話。卡爾維諾則將“在理解詩的同時理解科學與哲學”作為“我希望傳給21世紀的標準中最重要”的標準，也許這條標準照亮了艾柯筆下繁復的符號與深沉的哲思。現(xiàn)代人習慣了職業(yè)分工，我們可以“學者小說”來約摸統(tǒng)攝上述諸類型。王宏圖的近作《別了，日耳曼尼亞》當仁不讓地位列其中。書中對詩篇、托馬斯曼、瓦格納、古埃及情歌等信手拈來，也在適當的場合插入深邃的政治、哲學思辨。讀這類小說如入蘇州園林，整體的布局與脈絡未必見得真切，但轉角處一片假山、幾枝竹子的搭配往往最見風致與雅趣。這便是王宏圖新作的讀法之一。
故事發(fā)生在上海與漢堡，人物在前者的塵囂紛繁與后者的凝定舒緩中遷移，借作者的話來講—“仿佛從一部五彩繽紛的彩色電影一下跳轉到了簡樸肅穆單調的黑白片”。于是我們可以看到：作為城市縮影的小說人物與作為人格化的城市如何演繹出互動與投射，主人公身處兩個城市間如何體味參差的人生感受。“雙城記”—這是又一讀法。
我想選擇的讀法，是依據錢重華的挫敗與重生，將這個長篇理解為成長小說。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青年形象的生成、延續(xù)，伴隨著各種政治力量、社會勢力對于“青年”所寄予的角色期待和青年自身具備的角色意識（呼應社會期待而扮演相應的角色）。不妨說，是青年的“角色化”提供了年輕人新的身份，因為這樣的理由和身份，“青年”才在現(xiàn)代中國獲得存在的正當性，而青春主題也在20世紀以來的文學史上占據特殊地位。但同時，以“角色化”來主導青春成長小說也留下危險：易于歸依身外的權威而荒疏營建“自心之天地”；外騖的追求又甚少與切己的實感發(fā)生共鳴；不斷追逐棄舊迎新的精神攀附，卻沒有內在主體性的支撐，在過度開發(fā)后意義耗散、心力匱乏……
錢重華這個人物的重要性，正在于其“精疲力竭，一無所有的惶恐與空虛”，他在精神的荒原上徘徊無依，王宏圖誠懇地敘寫了當下青年人的虛無體驗以及在虛無中遭遇各種救贖力量后展開的辯證。
首先我們看到的是“父之死”。無論是錢英年、張怡楠夫婦，還是金力忠，其自身的生活都千瘡百孔，無法提供給“子一代”任何正面的能量。接下來是性和欲望，錢重華短暫回國期間，劉容輝成為誘惑錢重華的靡菲斯特，但在欲望征逐中只見精神的潰敗與荒蕪。錢重華的性愛中絕少深度內涵的體驗，更無法激蕩起生命勃發(fā)與輝煌。
也許馮松明是小說中罕見的一抹亮色，于錢重華而言，馮松明的存在近乎一種感召性的力量，“早已熄滅了的青春火焰又一次在錢重華體內搖曳”。馮松明曾赴寧夏邊地鄉(xiāng)村支教，返滬后又時常利用假期服務于民工子弟學校。他仿佛接續(xù)了現(xiàn)代以來青年形象創(chuàng)造史上“五四”新青年、左翼青年“走向民間”的一脈。但是且慢，王宏圖在塑造馮松明時顯然意識到了問題的復雜性。“走向民間”的這一類青年形象，很長一段時間內是文學主流，他們個人具有熾烈而無私的、為實現(xiàn)生活理想而英勇奮斗的決心；“有了決心，個人就會和‘人民’或者說人民的‘真實’愿望站到一起”；在其奮斗過程中，為人們所能感知的歷史發(fā)展趨勢形成“氣勢磅礴”的“潮流”，“通過把內在洞察力‘轉化’為外部世界，從而使自我的英雄精神融進強大的歷史潮流之中”（墨子刻語）。很顯然，馮松明已經不具備上述戰(zhàn)天斗地的樂觀精神，反而是在內外交困中苦苦支撐，每時每刻都在與周圍懷疑的目光周旋、抗爭。甚至錢重華受到的感召剎那間就破滅，“和馮松明的重逢并沒有帶給他多少亢奮，更多的是隱隱的失落”。此外，個體背后的價值資源也發(fā)生了巨大變異，困境中給他提供支撐的，是“耶穌的足跡”與“神的意旨”。
這就必須說到宗教了。小說起于唱詩班虔敬的歌聲，此后錢重華如“亡羊走迷了路”，最終又沐浴在神所施予的光澤中而獲得頓悟與新生。宗教的力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作用到一個普通中國人的精神生活中，這個問題此處無力探討；與其將這部小說視作天路歷程般的成長，我更為看重的，是錢重華這段肉搏虛無的生命經歷。如前文所言，我們的文學往往以“角色化”來主導青春成長小說，筆下的青年人過于輕易地讓渡內心空間，終于看到錢重華們赤身徘徊在精神的荒原，在種種意義規(guī)范與救贖力量間砥礪、淬煉，也許最終的抉擇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一聲聲“到底要什么，想做什么？”的自省與吶喊，正在誠懇地叩訪青年人的內在權利及生命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