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3月30日10:59 來源：文學報 作者：張瀅瑩 點擊: 次
談起現代文學與上海，魯迅、巴金等璀璨的名字便會在人們眼前浮現，他們為這座城市留下的不僅是一部部流傳至今的經典作品，更是大量內涵豐厚的文化遺存，而他們所生活、工作過的這座城市，也一直承襲著來自文學巨匠們的文脈，并在一代代后輩作家身上彰顯。但令人費解的是，這樣一座文學之城，卻至今沒有一座文學博物館。其實，建設一座屬于上海的文學博物館，滬上專家、學者自多年前已經開始構想。繼去年的專家咨詢會后，近日，上海市作協再次召開上海文學博物館總體規劃專家論證會，在場出現頻率最高的詞，是使命感和緊迫感。
籌議已超越必要的階段
“作為中國新文學的發祥地，現代以來，許多重要作家、作品出自上海，文學館所能體現的不僅是文學素養、文明素質，也是城市的品味。”論證會上，中國作協原黨組書記、名譽副主席金炳華表示。
關于現代文學，人們能想起來的許多重要作家的工作和生活場所、大量出版機構、重要文學活動都在上海。“這段歷史在專家眼里很清晰，在大眾印象里卻逐漸模糊和消失。我們需要一座文學博物館，將歷史的、文學的、文化的記憶固定和保存下來。世人心中，上海是一座經濟之城，而它身為國際文化大都市的豐厚文學底蘊，也需要展示，這對整體文化形象的提升都有幫助。”2012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作協副主席趙麗宏就曾提議建立巴金文學館。在現有情況下，巴金故居的確讓更多讀者走近了這位文化老人，但仍遠遠不夠———“且不說其他作家，如今巴金故居完整保留巴金的生活面貌，但他大量的文化遺存物品中，2/3因為場地和各種因素還在庫房封存，涉及手稿、書信、檔案文獻、圖片、書畫、藝術品等，涉及整個中國現代文壇，完整和豐富程度超乎我們想象。”巴金故居常務副館長周立民曾經感慨道。
一座以城市命名的文學博物館，所肩負的究竟是什么？“關于建立上海文學博物館，合理性毋庸置疑。”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陳思和說。而對于華東師大教授、上海市作協副主席楊揚來說，對于文學博物館的籌議已經超越了必要的階段———“非常緊迫，周邊省份文學資源沒有上海豐富，紛紛向上海挖掘資源。另外因為缺乏統一的規劃管理，如施蟄存、王元化等作家的物品，如今在華東師大僅有高精度的復印件，原件已經很難尋覓到。我們從‘十一五’談到‘十三五’，做得越晚，對城市文化建設的難度也會越大。”
“上海現有100多家博物館，許多行業都有自己的專業博物館，而文學博物館，就是我們所有從事、熱愛文學的人的使命。”上海市委宣傳部調研員、文藝處副處長徐春萍表示。而對于上海博物館原館長陳燮君來說，上海文學的意義更在于對于整個上海城市文化的現代轉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它已經遠遠超越了文學的意義，甚至是文化的意義，而是從文明的意義上、大文化的概念上出發。沒有上海文學，就沒有現代上海城市的樣貌。”
在規劃過程中，復旦大學文博系系主任陸建松指出：除了必要性和緊迫性之外，能不能建好、建好后如何運營好，怎樣面對財政壓力，都是需要進行整體考量和具體規劃的。在這一點上，徐春萍認為，可以借鑒國外的圖書館和博物館的做法———“以政府的財政和社會力量、社會的機構捐贈等各方面資金來源，共同來運營這個博物館，這是國外流行普遍的模式，也是上海近年改造上海圖書館的運營模式。這其中，基金會能夠吸收、吸引社會上的一些資金，來共同維持博物館的運營，這需要建立一個較好的管理模式。”
文學博物館需要突出其精神性
相對于其他博物館，文學博物館的特殊之處在于其展出物品多是看似無用之物，實則無價之寶———“我們知道巴老收集了很多票據、會議冊、身份卡這些東西，文學作品就是由這些細節湊起來。它們不能和一般青銅器這些東西所具有的文物價值相比，但這些細節都是實物印證，對于我們理解這個時代文化、文學，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甚至有一些具體的歷史事件都有非常詳盡的幫助。”上海市作協副主席孫甘露說，“我們所說的上海文學，實際上也是近現代的概念，也跟城市文明的發展和近代文明彼此互動、彼此塑造的過程。其重要性可以通過文學來體現、尋找。文學塑造語言功能，一個民族的文化通過語言文字保存，其中最鮮活、最豐富的傳遞也是在文學當中，不僅包含語言文字，還有講述方式、態度、立場，方方面面很豐富。什么都會消失，但語言文字記錄所有的感情、方式、理念、態度，這是最寶貴的文化遺存，也是建文學館，保護記憶的重要原因。”
“文學是最好的陶冶心靈的東西，最接近精神，在更高層次上指示人們怎樣生活，面對紛擾復雜的現實，文學是與之抗衡的重要一環。文學博物館需要突出其精神性。從物質上來說，文學也許只是書，但在博物館的整體設計規劃上，精神層面必須凸顯。”談及文學博物館的相關功能時，陳思和認為，“一座完備的文學博物館，需要從展示陳列到研究、收藏、服務、宣傳等多方面的功能，對普通百姓而言，以低價、甚至公益的性質開設劇場，展示戲劇文學的魅力，可以吸引更多人來到這里，并將文學的積極性和正能量發揮到極致。”
從劇場出發，華東師大教授陳子善所想到的則是一種體驗式的博物館功能：“各種地方戲劇、小劇場話劇都可以參與，以及進一步拓展，并不是‘高大上’，而是讓市民和游客覺得這是個除了野生動物園、迪斯尼之外很好的去處，形成對于上海文學、文化的親身體驗。”
在此基礎上，周立民認為文學博物也可以參鑒日本近代文學館的做法，整理推出現代文學名著的復刻版，以擴大優秀作品的覆蓋面，“日本文學館和大學密切接觸也讓我很羨慕。文學館舉辦所有活動，東京大學生拿著積分卡就可以進去，可以積累學分，就像在學校聽課一樣，這樣緊密的聯系值得我們學習。”
與之相關的，還有對于寶貴文化記憶的搶救———“城市文學發展中的人、事，相關的大量影像、聲音資料，都會是文學博物館的重要藏品，需要人盡快整理、盡快完善。”在多年的研究工作中，上海社科院文研所研究員陳青生深知，除了紙本以外，音像資料保存的重要性，他同時認為，文學博物館需要反映上海文學對世界的吸納與包容：“如果沒有對于外部文學的吸納和包容，我們的文學就不會有那么博大、精彩，也不可能引領其他地方的作家。”
上海市作協黨組書記、副主席汪瀾主持會議。馬文運、楊劍龍、趙蘭英、沈建軍、施彤等專家學者與會并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