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第五屆新疆作家班在上海作協大廳舉行結業典禮。這個建立在上海作協與新疆作協“結對子”基礎上的培訓班已經有5年的歷史，很多學員從不太擅長寫作成長為有一定寫作成果的作家，甚至成為專業作家。上海作協還特別評選了歷屆優秀學員，并為他們編選作品集，名曰《五月的綻放》。這見證了一個地區文學的發展以及由于文學帶來的美好友誼。在這個過程中，新疆文聯主席阿扎提·蘇里坦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就在這一天，阿扎提·蘇里坦文學評論集《民族文學的書寫與構建》研討會同時舉行。中國作協名譽副主席金炳華出席會議并致辭。金炳華回顧了與阿扎提·蘇里坦的交往歷史，他尤其提到阿扎提·蘇里坦的研究和工作使人們加深了對少數民族文學重要性的認識，并強調是56個民族的文學構成了中國文學。他的一句話在大會上引起廣泛共鳴：“阿扎提的心中始終裝著作家、文學和社會責任。”
上海作協黨組副書記馬文運主持了此次會議。與會專家學者從阿扎提·蘇里坦在文學評論領域的成就談起，圍繞少數民族文學的重要意義、如何促進少數民族文學的發展等話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學會常務副會長葉梅認為，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離不開少數民族文學的繁榮。她高度評價了阿扎提·蘇里坦在多民族文學發展和推進工作上的卓越貢獻，認為他是堅定的愛國主義者，辛勤的文學創作、文學評論和文學組織工作的耕耘者，以及富有成果的文化學者。
這次會議有個有趣的現象，從新疆來的兩位評論家——努爾買買提·艾買爾和姑麗娜爾·吾甫力，十分熟悉阿扎提·蘇里坦的研究歷程和文學貢獻，但來自上海的許多評論家對新疆文學卻顯然有些陌生，這就在閱讀和研究的角度上形成了有趣的張力和對話的格局，進而給雙方都帶來了巨大的思維刺激和啟發。上海大學副教授許道軍就多次說到自己對《民族文學的書寫和構建》的閱讀是個掃盲的過程。作家趙麗宏也坦承自己原本對維吾爾族文學是陌生的，但因為阿扎提·蘇里坦的這本書，獲得了較為清晰的認識。他認為，中國文學版圖中不能缺少璀璨而斑斕的少數民族文學。
評論家王紀人談到，阿扎提·蘇里坦在傳統和現代、繼承和創新之間始終保持著一種平衡。而這種平衡和張力的建立，與其始終具備的厚重歷史責任感有關。“阿扎提·蘇里坦并不是一上來就談文學，而是先談語言學著作《突厥語大詞典》。該詞典體現了維吾爾族和突厥語系各民族對天、地、人、宗教、社會、倫理道德的認知和見解。顯然，對于維吾爾族人民來說，它具有元文化、元理論、元敘事的根性。這樣一種行文的方式正如書名《民族文學的書寫和構建》那樣一語雙關，既以史的線索敘述了自古至今的維吾爾族文學的偉大發展歷程，同時也表現出評論者對這種書寫和構建的廣闊的理論視野。被論述的客體的豐富性和論述者主體的創造性就在這種史論合一中充分地呈現出來。”
復旦大學教授郜元寶結合王蒙的創作談到，王蒙去新疆之前的寫作是平靜而清澈的，但去了新疆之后，卻多了生命的熱度。我們很難否認王蒙與新疆彼此之間的“文化增長”。如果要列出中國當代文學中與新疆血脈相連的作家的名單，那將是長長的一串耀眼的名字：聞捷、艾青、杜鵬程、章德益、陸天明、畢淑敏、周濤、張承志、劉亮程、高建群、董立勃、沈葦、紅柯、邱華棟……而阿扎提·蘇里坦的評論恰恰立足新疆，用心挖掘在新疆大地上生長的維吾爾族文學與文化。他的淵博與廣博，代表了對新疆強烈的愛。這種愛，我們在王蒙的身上看到了，在那一串串閃亮的名字及其作品中也看到了，他們共同見證了文學的內在力量。
少數民族文學與中國文學整體之間的關系是會議討論的一個熱點。評論家楊劍龍談到，文學史的書寫必須要思考如何把少數民族文學的優秀作品納入研究的視野。他的看法得到努爾買買提·艾買爾的回應，后者提出，當務之急是要改變中國當代文學史的概念，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應該在其中占據更加重要的位置。
評論家朱小如發現，很多漢語作家的詩顯得有些干巴巴，缺少詩意，但很多少數民族詩人的詩歌卻保持了蓬勃的生命力和美感。青年評論家張定浩看到了新中國成立以后的維吾爾文學幾乎與漢語文學同步的軌跡，與此相仿，漢語文學又受到西方文學非常大的影響。無論對哪一方而言，擺脫影響，求得發展，都是一個重要的命題。
在討論中，大家談到，對于阿扎提·蘇里坦，我們不能僅僅從他現在所寫出的文字給予評價，還必須看到他在維吾爾族文學史和新疆多民族文學史的搜集、整理、撰寫、總結上不可替代的貢獻，更要看到他提攜、幫助了一大批青年創作者和研究者將維吾爾文學的發展作為一生的事業，從而使維吾爾文學創作隊伍完善，使維吾爾文學理論和美學建設走上正軌。可以說，阿扎提·蘇里坦是新疆多民族文學研究的一面旗幟。
關于阿扎提·蘇里坦的文學評論的特點則基本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注重從歷史的、發展的眼光來看待文學創作。他主張從文學與政治、文學與生活、文學與社會的關系等角度論述文學創作動機、題材和藝術方式之間的關系。
二、注重傳統文學與當代文學的精神聯系以及在創作手法上的傳承。比如，他特別強調口頭文學的影響：“大部分民間文學作品以反抗封建婚姻、謳歌婚姻自由、描寫日常勞動生活及勞動人民同統治階級的斗爭為題材。這些內容往往成為了書面文學的傳統題材，而許多作家的作品也在民間傳播開來，這樣循環往復，形成民間文學和作家文學的大交融，這是維吾爾民間文學在繼承和創新方面的一個顯著特點。”
三、注重將維吾爾文學放在中國文學整體發展的大背景下去考量，充分認識到新疆多民族文學創作與其他地區和民族文學之間的密切聯系。
四、關注現代性在維吾爾文學發展道路上的指引功能。他對本民族不虛美，不溢美，就像他在分析詩人阿布都哈里克·維吾爾的詩作時所說的，這些作品深刻揭示了一些維吾爾族人身上的精神弊病。“詩人站在時代的高度，認識到不根除這些弊病，整個民族便無法擺脫落后的境況，人民也不能從受壓迫、受奴役中解放出來。”用科學文化來喚醒民眾，并在作品中大力宣傳，便成了維吾爾現代文學的主題之一。
五、注重分析西方文學、民間文學對書面文學的影響。他在分析巴格拉西作品時寫到：“當讀者對純粹模仿西方現代派創作的作品失去興趣的時候，許多作家開始研究本民族的審美追求和審美習慣，創作出受本民族群眾喜愛的作品。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步入文壇的作家穆罕木德·巴格拉西就是這樣一個作家，他的《拇指》《開了白花的柳樹》兩部作品揭露了社會上種種惡習，既有現實主義內容，又采用了維吾爾傳統文學中常用的荒誕手法，所以我們可以把他后來的一些作品看作是開放性的現代派作品。”
六、注重對文壇新現象的挖掘。比如他談到，“以前讀者這方面的需求主要是靠翻譯作品來滿足，而現在有一部分作家開始涉獵傳奇、偵探等題材，受到了歡迎。”
七、注重對問題的全面把握，并不因為是本民族作家而遮蔽和掩蓋目前創作存在的問題。他這樣說：“在目前這種形勢下，新疆民族文學應該對以下幾方面的問題加以關注。首先，關注文學創作與市場經濟的關系、作家的責任與時代的需要之間的關系，文學的發展與人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之間的矛盾；抓緊解決長期以來被忽視的文學理論結構體系構建的問題，建立適應當代社會發展的新的理論體系；回答全球化過程對地區、民族文化和文學所帶來的各種影響；如何在接受外來文化的同時保持和發展自己的文化特色，避免盲目模仿和趕時髦的心態，并逐漸摒棄過時的陳詞濫調；在發展民族文學的同時，如何開創一個既開放又能夠不斷地從優秀傳統中吸取營養，并且不斷創新的新的文學批判體系。”
八、呈現新疆多民族文學創作尤其是維吾爾族文學創作的多樣風貌。特別是提出了一系列問題，引發后來的研究者繼續思考。比如，如何看待現實主義創作原則在維吾爾文學創作中的意義，如何看待城市在民族生活中的位置，如何看待“十七年時期”的多民族文學，為什么建國以來維吾爾文學創作中歷史題材居多等等。
這八個方面的總結，僅僅基于對《民族文學的書寫與構建》一書的閱讀。實際上，阿扎提·蘇里坦其人其文，對新疆文學，對維吾爾族文學，甚至對中國多民族文學，都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