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下午兩點，思南讀書會迎來了第61期的嘉賓:著名作家畢飛宇，著名評論家張莉，本期讀書會的主題"牙齒是檢驗真理的第二標準"正是他們對談錄的書名，他們與上海的青年評論家周立民一起，從這個略有些怪異的主題出發，進行了一場文學三人談。
文學可以幫助我們每個人生活得更好
畢飛宇首先提到思南讀書會的影響力，他笑稱"作為一個寫作的人，作為一個熱愛文學的人，我覺得如果我不來一下，張莉老師不來一下，我們的虛榮心也不能滿足"，并且他認為一個城市的讀書會其實就是一個城市最為重要的象征，在上海，在思南讀書會，他很高興看到，文學依然是構成我們生活的一個極為美好的部分。張莉則說起了前一天到上海后發生的趣事，她與另兩位評論家在吃晚飯的途中，看見賣舊書的小推車，其中有幾百本屬于同一位老先生，她吃驚地發現這位老先生十分愛詩，品味也很獨特，他們也都從中淘到很多好書。由此她突然意識到文學是上海人的日常生活，它也構成了上海一個歷史，這里面不僅有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特別著名的作家：魯迅、巴金、張愛玲，他們都在這里生活，也有像普通人，那么愛文學，而且文學品位非常純正，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談到當天對話的主題，畢飛宇表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開啟了中國新時期的新篇章，也開啟了中國人在精神上的新篇章。把實踐放到了一個正確的高度，但中國人的社會實踐和西方人的社會實踐又有所不同，西方人的社會實踐可以是沉默的，但更多的是伴隨著聲音，這個聲音當然是思想的聲音。我們中國人由于文化傳統的影響，在實踐的過程當中，更習慣咬緊牙關，更習慣不出聲的辦法來尋求假想中安全。所以在我跟張莉老師對話的時候，我們共同發現一個問題，中國人不缺少實踐的能力，中國人不缺少思想的能力，但中國人缺少哪怕是表達最淺顯思想的聲音，尤其是勇氣。所以我們就用了這樣一個有點點駭人聽聞的名字，牙齒是檢驗真理的第二標準。說這句話的意思很簡單，我們每個人盡可能的表達自己。"
張莉補充道，"文學表達對一個人來講是非常重要的。作為日常生活中的一個人，你看見一件事情，你是否說出來，是否在微博微信里表達出來，都是牙齒檢驗你的一個標準。從我作為文學批評家的角度來講，你去說，我要怎么寫是重要的，更重要你拿起筆寫下去，讓更多的人知道在這個時代，我們曾經這樣活過，我們曾經這樣理解過生活，我們對這個時代有熱愛有憤怒有憂傷，我都把它表達出來，這對一個愛文學愛生活的人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由此，周立民提出了"文學在我們日常生活里的作用和意義"的問題。畢飛宇認為，"文學最大的一個好處，它可以非常現實的幫助我們每一個人生活得更好。文學是寬容。就這一點，文學就可以成為我們所有人的借鑒對象，那就是我們該如何面對自己，尤其是我們該如何面對他人。在現實生活里面，你如果和文學親近的話，你在面對人的時候，你會有更大的寬容。這個寬容是有文學自身的性質決定的，因為文學的性質是兩個詞、四個字：'自由'、'寬容'。文學就是沿著自由和寬容這條道路往前走的。我堅信任何一個現實生活中沒有人，從本性上可以回避自由和寬容。因為我們熱愛文學，自由和寬容可以讓我變得更幸福，用自由和寬容的辦法要求別人，也可以讓別人更幸福，因此構建起來的人際就是更好的人際。換句話說，那就是文學的人際。文學的人際讓我們快樂、我們幸福。"
張莉想起了俄羅斯評論家別林斯基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文學其實比我們想象中，它的作用要重要的多。"認為"實際上只有在文學作品里面，你發現一個一個人，你才知道自己要過的是什么樣的生活，那就是人的生活。這句話讓我經常想起來，生活中遇到很多困難的事情，常常覺得自己活的不像人，或者你不知道自己什么樣的生活是有尊嚴的生活，或者你經常感到很痛苦，很憂慮的時候，我覺得這時候你要去那里尋找一種安慰呢，實際上在文學作品里不僅可以認出，在這個世界上和你有共同遭際的人，你遇到不同的人，從他們身上所感受到的東西是不一樣的。"而"對于很多人來講，文學作品或者是學文學，或者是了解文學，實際上是一個自我教養的一個過程。以通過這樣的閱讀，這樣的寫作，你會在后來不斷的歲月過程中，遇到更好的自己，因為我們上完大學以后，如果你想自己變的更好，你需要更多的途徑，我覺得文學是使自己變得更好的途徑，無論是普通人、小說家、批評家都需要的一個途徑。"
畢飛宇進一步說起文學的現實性問題，"我們談小說，談文學的時候，總覺得文學是一個精神上的事情，它跟我們的現實關系不大，其實不是的。文學是一個挺形而下的東西，我記得魯迅說文學沒有用。魯迅說過這樣一句話，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打炮一轟就可以把它轟跑了。魯迅的話說的很對。可是我們反過來想一個問題，我們都知道一個詞，少女的心扉，少女的心可能是一個門，少女的心這個門沒開之前，我覺得你用打炮轟不一定轟來，但有時候一首詩自己就打開了，這就是文學的現實性。"
寫作需要訓練、需要邏輯
談及"中文系不是培養作家的"這句話，畢飛宇表示"我可以負責任的說，如果這個人生活在一個相對正常的社會環境里面，他所擅長的事情，他所安身立命的事情，一定是從教育和訓練當中得來。一個建筑師，一個畫家，一個音樂家，一個舞蹈家，無論什么，只要跟藝術有關的，都是從教育訓練當中成長基礎了，憑什么到文學，尤其是小說這個地方，就可以回避生活中如此重要的基本常識。我覺得從一開始，這就是一個荒謬的話，文學怎么不需要教育呢？當然這個教育不僅是指坐在課堂里的教育，還有你的鄰居父母給你的教育，還有通過自己的自學。教育越好的作家走的越遠，幾乎沒有受過教育的，沒有受過訓練的作家一定不是好作家。全世界359行那么過來的，惟獨這一行不是這樣過來的，不可能，理性上說不通，歷史上說不通，未來也說不通。"
而"人人渴望自己做天才，有些人是天才，但是天才如何呈現？我入認為天才是在實踐、思索、創作的過程當中所呈現出來的一種能力，而不是從天而降的一種能力。從天而降的能力，全世界不會有太多的國家有，大概中國會有這樣的作家。中國也不會有太多的地方有，大概只有上海。上海不會有太多，上海只有一兩個。我覺得99.9%的人不是這樣成長基礎了，對那樣的作家，我們表示崇敬之外，我告訴所有的人，尤其是年輕人，那樣的人全人類也許只有一個，那不是我們走的路，我們只能走別的路，那個路是天才的路，人家是從天上降下來了，我們沒有辦法，我們只能走地上的，所以我們要接受教育，我們要通過訓練。"
周立民還提到經常遇到有人說，"我退休后準備寫部長篇小說"，那其中蘊含的潛臺詞是：小說是不需要訓練就可以寫出來的。畢飛宇認為，這其中有一個容易被忽略的東西，許多人看不到，因為每個人在表達自己的時候，中國人都會熟練運用漢語，而中國的文學用漢語表達的，大家都以為只要是會說話的人，會寫信的人，只要是會使用漢語的人，就一定能夠使用漢語寫漢語小說、漢語詩歌、漢語散文。他也曾遇到很多人說要退休后寫長篇小說，但迄今為止，沒有看到有人可以成功。因為長篇小說對一個作家來說，最大的難題是如何完成那樣一個相對，超出日常的巨大邏輯體系，而這個邏輯體系和你的日常生活、瑣碎生活緊密相連，你如何把你內心亂七八糟的感受統一起來，把瑣碎的日常生活統一起來，一點一點的納入到一個長篇的體系里，這對作家的考驗是巨大的。所以有人講，短篇小說更接近詩歌很難，是藝術上的明珠，是皇冠上的明珠，最高級。其實在他看來，最起碼操作這個層面上來講，對作家考驗最大，還是長篇，尤其是大體量的長篇。
畢飛宇還不無感慨地說道："我最近在寫長篇，我就發現我老了。怎么老了？我寫《平原》的時候，37歲，我寫《推拿》的時候42歲，我把《平原》、《推拿》題目寫出來的時候，往下寫的時候我就能往下寫。我手頭寫這個長篇的時候我做了一個工作，身邊放一張紙，每當一個人物出現，我就把他的名字、年紀、男人和女人寫下來。""作家所謂的一口氣不是我們生理意義上的一口氣，他一口氣可能是四個月，也可能是一年。我用一年的時間寫一個短篇，這樣的事情是常有的。""我說的意思在哪兒，我現在做不到，無論寫多長的東西，這個人一出現就在那不動，我沒有這個自信，沒有自信沒關系，我拿了一張紙，放在那，寫長篇的過程，那種幸福感不寫的人體會不到。"
"不管是數理邏輯也好，辯證邏輯也好，生活邏輯也好，形式邏輯也好，我根本不相信這個世界上有對邏輯絲毫沒有常識的人能夠去完成小說。在很多時候很肯定是這樣的誤解，因為中國作家總體來講，學術素養不夠，很可能覺得作為寫小說的人，沒有必要把形式邏輯搞得那么好，但這并不意味著那個作家不通邏輯。曹雪芹說過，人情練達即文章，練達其實就是邏輯。世事洞明皆學問，洞明就是邏輯。"
張莉坦言，"作為一個批評家，我每天都會讀大量的作品，基本上你讀一段，有的時候這部小說根本不需要讀完就會覺得這個作家它的邏輯是不通的，或者說，這個作家基本素質沒過關。我的理解，比如這個小說家的邏輯，在一開場的時候，一個作家和一個讀者之間，他之間是有一個契約，這是跟語言有關系。比如說有一個作家用了五百字，你先讀五百字，你會特別相信這個作家給你講述的這個世界。當你相信這個邏輯的時候，你就進入了他的一個世界，你就進入了它的一個邏輯。我覺得這跟小說家語言功力有關系的，這是敘述的才能。在我看來，畢飛宇有這樣的敘述才華的作家，他可以在前三段或者連兩段直接把你代入他的小說里，有強大的邏輯系統。這個邏輯系統一方面依托于他的語言。像《推拿》、《平原》，那樣的邏輯需要你認真閱讀才能體驗這個作家真的邏輯性非常好，你會從這個小說里面，學到更多的，感受到對世界那種豐富性的理解。"
最后，周立民還請畢飛宇與張莉各推薦三部畢飛宇的作品，張莉推薦了《推拿》、《玉米》、《相愛的日子》，畢飛宇則推薦了《平原》、《玉米》、《地球上的王家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