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并不是簡單的工具

商務印書館自2018年起陸續(xù)推出三十多卷本《鄭克魯文集》。無論是在中國還是世界，出版翻譯全集都極其少見。在褚孝泉看來，“出版一位翻譯家的譯作全集是對翻譯家的主體性承認，一部全集往往代表了一個時代。”他談到，五四之后，中國的翻譯大家并不僅僅是借助翻譯把國外著名作家引入國內，而是為了建立新的文化。所以，翻譯事業(yè)并不僅僅具有簡單的工具性，而是代表了一種文化建設。

魯迅先生選擇東歐民族的作品，傅雷先生選擇巴爾扎克、羅曼羅蘭，錢鐘書重視拉伯雷，因為這些作品對于中國文化的發(fā)展具有重大意義，“鄭克魯先生正是基于這個傳統(tǒng)，他翻譯的作品對新文化的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

褚孝泉介紹，鄭克魯先生翻譯了1700萬字，主要選擇19世紀到20世紀上半葉的法國經(jīng)典文學作品，“先生對西方文化的介紹不是求新求異，而是主要放在最基本的文化經(jīng)典上。他把法國文化中作為普遍教育的作品翻譯過來，成為中國新文化的基準。”

袁莉回憶，鄭克魯先生在學術道路上曾給過她無形之惠與有形之恩。她在讀博時想用法語寫作論文，兩次去武漢大學尋找法文原版資料。“當時武漢大學有法國研究中心，里面有非常全面的法國文論資料和雜志，這些都是先生在武大當法文系主任時創(chuàng)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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